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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锡伯族文化选择的历史轨迹

锡伯文化 daxiqian 769℃ 0评论
佟克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选择是个历史的过程,也是文化的演变、发展甚至变异的过程。文化 选择区分为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随着生产形态(生产关系)、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主 要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相处关系)的变化,民族的文化选择过程会发生不同的变 化,但其中民族与文化的共同发展,是这一变化的主流。民族发展的过程就是其文化发 展的过程。因为民族是文化的产物,所谓民族特色或特点是文化逐步塑造的结果,民族 之间的区别在于文化的区别。一个民族的文化选择情况如何,会直接影响该民族的发展 以及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一个民族在文化选择过程中,该民族的文人志士及上层人物 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多数情况下他们往往代表该民族文化选择的主流,或者起文化导 向的作用。民族文化的表现可分为外在和内在表现两种。外在表现是指民族的衣食住行 等特点的表现;而内在表现则是在有关心理方面深层次的文化表现与活动,它包括该民 族的祖先观念、家乡观念、习惯意识、价值取向、道德礼仪、民族情感、兴趣爱好、审 美标准、心理状态等,它们是民族文化中最稳定的部分。锡伯族及其先祖在历史上的文 化选择经历了独具特色的过程。自汉代至明末,其先祖带着东胡系鲜卑文化,自大兴安 岭北段一路南徙,先后接触契丹文化、女真文化和蒙古文化。明末清初,他们逐步放弃 自元朝以来其故有文化与蒙古文化结合的文化形态,融入通古斯文化系统。19世纪后期 又受俄罗斯文化影响;同时,在与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交往中,又部分地吸收了其文化 营养。清末民初,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与锡伯族社会封闭局面的结束,汉文化以锐不可 挡之势源源传入锡伯族社会,开始了本民族社会及文化发生重要变化的阶段,文化选择 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功利性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锡伯族被学术界基本定论为东胡系鲜卑(拓跋鲜卑)后裔,即东胡 ——鲜卑——室韦(失韦)——锡伯发展而来。这说明,锡伯族远祖的文化属于东胡文化 系统。东胡时期的文化因缺乏文献资料记载及考古资料佐证,目前还无法展开深入讨论 。但是,鲜卑文化作为东胡文化的延续或作为其分支之一,从诸多资料中可以了解到鲜 卑时期锡伯族先祖的文化面貌。学术界对此做了一定的工作。鲜卑(拓跋鲜卑)分化之后 形成为诸多部分,其中的一支——室韦演变为今天的锡伯族。从有关汉籍可知,室韦文 化是鲜卑文化的延续。有关室韦历史与文化的记载一直持续到辽末金初,自金朝后出现 了关于席北、西北、锡百等记载。

史至金代,契丹、室韦、汉等部族和民族摆脱辽统治,改置于金朝统治。金统治者为 解决军需,在锡伯族聚居的泰州等地设立屯垦区,令其屯垦。此时的锡伯族先祖文化呈 现为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的类型,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又未彻底放弃狩猎游牧文 化。在仍信奉萨满教的同时,开始接触儒、道、佛等文化[1](P.93);在语言、婚姻、 丧葬及居住等文化方面,与女真文化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吸收,使女真文化与锡 伯族先祖文化表现出许多方面的共性。12世纪下半叶,在金朝西北部崛起蒙古部,1206 年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建立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宣布建立“大元”国号。1279年南宋 宣告灭亡,中国复归统一。蒙古在统一东北过程中,洮儿河、绰尔河流域锡伯部族的农 业受到破坏,蒙古人将征服的锡伯、契丹、汉族等列为第三等人,并加以控制。元朝统 一全国之后,为保证军队供需,不得不将已经夷为草原的耕地恢复耕种,重新招泰州等 地的锡伯等部族垦种,使他们的农业文化得以延续。1376年明朝统一东北,锡伯部族处 在了明朝统治之下。1389年明朝在嫩江流域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以加 强对该地区的屯垦管理。史籍反映,在这三卫中均有锡伯军民,福余卫尤为多。而上述 三卫中主体民族则为蒙古族。明末兀良哈三卫大部南迁,蒙古科尔沁势力趁势扩展到绰 尔河、洮儿河等地,自此,锡伯族又处在了蒙古科尔沁部的统治之下,直至康熙三十一 年(1692)科尔沁部将其“进献”清朝,才摆脱蒙古族的直接统治。这说明自元朝至清初 ,锡伯族一直处于蒙古各部的统治之下,时间达400年之久。

东胡文化是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它涵盖北方大部分古代民族文化。后来的鲜卑文化、 肃慎文化、室韦文化、契丹文化等均为其延续和变异。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得知,通古 斯和蒙古文化也源于东胡文化系统,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逐步发展、演变为越来越各 具特点的分支系统,它们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女真文化是肃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它们对我国北方古代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上述文化系统或分支系统发展过程中, 锡伯族先祖自汉代始,带着浓厚的鲜卑文化特点,先后与自身文化相近的契丹文化、女 真文化和蒙古文化进行了接触和交流,因此,清初锡伯族及其先祖归入满洲八旗以前的 文化,可以说带有东胡文化系统不同分支的文化色彩。仅以语言上来说,锡伯族先祖先 后接触了契丹语、女真语及蒙古语。它们对锡伯族先祖的固有语言的影响究竟有多深、 范围有多广,因缺乏直接资料,很难深入阐述。关于鲜卑语,学术界有一定的探讨,对 其语言材料也进行了多方面搜集和甄别,目前已搜集和甄别的近60个词汇[2],其中有 的词汇与现代锡伯语词汇相同或相近。[1](pp.358~359)契丹语与鲜卑语具有渊源关系 ,历史上也留下了其媒介——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因为契丹在历史上曾作为统治民族 而存在,建立过统治政权,想必其语言文字对所属大小部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从锡伯 族先祖风俗与契丹风俗文化具有一定共同点[1](pp.95~96)而言,契丹语对他们的影响 也是不言而喻的,相信随着有关资料的不断被发掘,该问题定能得到很好证实。女真语 是清代满语的祖先。从已经公开的女真语资料[3]看,理论上满语为女真语的继承和发 展,而且在现代锡伯语中可以处处寻觅到其痕迹。女真也是一个历史上建立过政权的统 治民族,因此其语言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当时的锡伯族先祖对包括女真语在 内的女真文化的选择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看两个部族社会发展的情况。根据民族社会 发展的规律,一定是社会形态先进的部族或民族及其文化去影响或同化社会形态落后的 部族或民族。在金代,锡伯部族已部分地转为农业部族,在生产形式方面比女真先进一 些,其文化去影响女真文化,就有可能。二是以当时的政治情况看,作为统治民族也有 条件和基础对所属部族推行文化强权政策,迫使那些被统治的弱小部族被动选择其文化 ,使当时的锡伯部族有可能同时使用女真语。但如果金代之前锡伯先祖使用的语言与女 真语相近或基本可通,那么语言上就不会存在谁选择谁的问题了。对上述问题,有待进 一步研究。金末蒙古族崛起并建立元朝统治是游牧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甚或在世界史上的 一次登峰造极,也充分显示了马背文化的雄风。但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比,其劣 势显而易见,对农业民族的影响和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上面已述,元初锡伯部族的农业 区遭破坏后,很快又得到恢复,本部族的农业文化得以延续。这一时期为蒙古对锡伯部 族的间接控制时期。到明朝蒙古科尔沁部直接控制锡伯族后,与蒙古族频繁而直接的文 化交流成为了可能。据资料反映,明末清初锡伯族中不少人不仅通蒙古语,还掌握了蒙 古文,并在有关外事活动中充当译员。[4]但这不能说明这时的锡伯族主动或被动选择 了蒙古族文化,尤其是语言方面更是很难说明。有一条历史记载恰好证明清初的锡伯族 仍有自己的语言:“东三省新驻京人,充侍卫人,皆以新满洲呼之,其实非满洲也。各 有部落,如锡伯、索伦之流……三省各部落人,语言大异,有时共打乡谈,非清非蒙, 自足彼处之方言也。”[5](pp.6~7)这说明了一种可能,即蒙古族在从事居无定所的游 牧经济、锡伯族在定居农耕以及仍保持自己固有语言的前提下,大部分都通蒙古语了。 尤其是天聪三年(1629)努尔哈赤在科尔沁等实行盟旗制度以后,将所属锡伯人分散编入 “科尔沁十旗”,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政府将其悉数“赎出”。在这60余年中, 锡伯族与蒙古族的关系更趋密切,想必这期间锡伯族军民基本通蒙古语是可能的。而且 本民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吸收,使锡伯族文化呈现出了多元 化现象。这一时期锡伯族对蒙古文化仍然是被动选择。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等群众普遍信 奉的宗教。早在金末元初就传入蒙古族地区。随着它在蒙古族地区的逐步扎根,锡伯部 族也开始皈依该教,使其固有宗教文化受到冲击,出现了其原始宗教(萨满教)与藏传佛 教相互斗争、相互影响并长期并存的现象。到明末锡伯族完成了对藏传佛教文化的选择 过程。在其它信仰方面,锡伯族与蒙古族之间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如两者共同崇拜天、 地、日月、山河、星辰、敖包、五行等。但这种自然崇拜现象似乎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共 同文化现象,所以可能不存在谁选择谁的文化问题。

自汉代至明末清初,锡伯族及其先祖,一直受北方其他民族政权及少数民族建立的中 央政权的统治。因而其文化的演变、发展基本表现出比弱小民族特有的特色和规律,即 在多数历史环境和政治条件下,在力求保持自己固有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对统治民族的 文化基本采取文化宽容态度,其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以彼之长补己之短或将他族优 秀文化成分及时消化成自己的文化,是他们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中的显著特点。锡伯 族及其先祖之所以未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消失,或者人为被其他统治民族所强制同化或 自然融合,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始终采取了上述文化宽容政策,使之能够与不同的统治 民族和睦相处,始终顺利延续。一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尤其是自己处于被统治的 条件下能够始终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它正是一个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明朝末年,女真建州部在东北崛起,并开始了统一东北和全国的历程。明万历二十一 年(1593),锡伯部同科尔沁等组成九部联军对抗努尔哈赤而兵败。自此锡伯部部分人开 始陆续归属满洲。康熙三十一年(1692)科尔沁蒙古将所属锡伯军民同达斡尔、卦尔察等 14458人“进献”(清政府称之为“赎出”)清政府[6](pp.24~25),开始了锡伯族历史 上其文化的实质性转型时期。“进献”后的锡伯族军民即被编制八旗。清政府对锡伯族 军民用其所长将其官兵调往各重镇和要隘驻防,令其闲散余丁和家眷择地垦荒,种粮纳 赋,以解决军需。这样不但使锡伯族的八旗军事文化得到完善和进一步弘扬,也使其农 耕文化得以延续,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在文化上结束了蒙古语族文化形 态影响的阶段,而进入了选择满通古斯文化时代。

满族在清代称“满洲”,先祖为肃慎,后有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女直)等称呼, 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属该语族满语支。追溯其发源史,与北方的锡伯、达 斡尔、蒙古等民族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只是后来沿各自的发展路子形成为不同民族。 关于锡伯族与满族的关系,清太宗皇太极有一段阐述:(1634年)“命管步兵梅勒章京巴 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率章京四十一员、兵二千百人往征黑龙江地方(即锡伯等人聚 居区),谕之曰:‘尔等此行,道路遥远,务奋力直前,慎毋惮劳而稍怠也。俘获之人 ,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服必众。且此地人民,语音与 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 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评为开示,特时未有暇耳 ,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7](pp.14~15)皇太极的议论也许具有政治策略方面 的考虑,但所言之当地民族的“语音与我国同”则是事实。证明黑龙江地区各部族及民 族所用语言与满语基本相通。

语言作为族际间交往的重要工具,实际上也为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相互融合起很大的媒介作用。民族间语言相通才有可能使相互间文化交流深层化和达到 广泛性,否则,其文化交流只能是外在化。满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基本相通,不 仅在其统一东北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亲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将锡伯、达斡尔、鄂温克 等弱小民族纳入自己文化的影响范畴方面,起了一种润滑剂的重要作用,也为清皇帝他 们“本皆我一国之人”的政治宣扬提供了客观上的和谐口实和依据。正因为如此,才使 这些弱小民族被编入满洲八旗之后,很快主动或被动选择了满族文化,成为满通古斯文 化系统的组成部分。

满文是根据蒙古文创制的拼音文字。于1599年努尔哈赤命“大儒”额尔德尼、噶盖创 制,后来称“无圈点文字”或“老满文”。该文字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其缺点和不 完善之处,于是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将老满文进行改革,如在老满文上增加圈和点,创 制必要的新字母,使之完善。史称“有圈点文字”或“新满文”。清朝建立之后,将满 语满文确定为“国语”、“清字”,要求中央到地方以及各级满蒙官员,尤其是办理八 旗事务和边疆诸众事务的满蒙官员,呈奏折或其它公文须用满文缮写,而不准擅用汉文 。此外,相应的谕旨、寄信、各部院行文也均用满文书写。留下了200多万件珍贵满文 档案和古籍文献资料。

满语满文宣布为“国语”“清字”之后,在北方满、蒙古、锡伯、达斡尔、鄂温克等 民族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尤对锡伯族影响可谓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随着满族军民 大量入关及调驻全国各地,满语满文的使用环境日益变化,汉文的影响日现强势,因此 ,满语满文在满族中的使用情况,至乾隆初年便显现衰落趋势。清政府对此极为担忧, 多次谕令加强“国语骑射”,并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但奏效甚微。锡伯族军民自被“ 赎出”、编入满洲八旗之后,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全面掌握了满语满文,在满族军民逐步 放弃自己语言文字而改用汉语汉文的情况下,满语满文则在锡伯族中间日益巩固,已成 为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这一历史事实通过当时的盛京将军恒禄的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 得到证实:乾隆三十六年七月该将军“前往盖州、熊岳、复州、南锦州、旅顺水兵等营 检阅,查官兵清语,锡伯等均能说清语,余员虽有所好转,不能说且不懂者甚多”。[8 ]1764年4000余名锡伯族军民被调西迁伊犁屯垦戍边,严格的八旗制度及封闭的自然聚 居条件,使满语满文在这部分锡伯族中扎根尤深,并不断发展和变化。至清末,满语满 文被满族彻底放弃,清初东北地区的满语满文的使用环境已完全被汉语汉文所取代。但 是,伊犁察布查尔地区仍为地地道道的满语满文的使用区,实质上一直延续至今。

锡伯族在清代选择满语满文作为自己民族的交际工具和语言载体,既有政治上的原因 ,又有自然选择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本民族在文化选择方面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民 族文化心理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锡伯族先辈的这一文化选择,对本民族政治、 文化的发展及整体素质的提高起了历史性作用。锡伯族军民归属清朝以后,在文化选择 上的另一突出点便是思想文化方面。清以前的锡伯族及其先祖并未真正迈入封建社会, 在文化方面氏族社会末期的文化成分仍很浓厚,并且还受到蒙古族文化形态的浓厚影响 。归属清朝之后,与满族一起日益被纳入到汉族封建文化体系。首先,随着满族统治者 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日益推崇,锡伯族军民也开始接受儒家学说。因为该学说适应锡伯族 农业社会形态及固有的氏族社会文化特点,故在锡伯族社会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在西迁 后的新疆锡伯族社会,无论是公办“书学房”还是私塾,也无论是各级官员的训诫还是 家庭教育,均以儒家经典或清政府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编写的各类读本为主要范本,尤其 是“四书五经”成为自上而下、男女老幼必习的经典。在民间,人们普遍将孔孟尊崇的 孝道、轻利重义、中庸、三纲五常、三从四得、忠君等思想搬进家规家法之中,成为家 族和家庭成员必守的规范。到清末,儒家思想文化在本族社会各领域已是无处不在、无 时不表现。直至今日,其文化影响仍很浓厚。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汉族封建文化的典型代 表,在锡伯族社会数百年传播并与锡伯族本土文化融合过程中,使其呈现出民族化和地 域化特点,一方面丰富了自身文化内涵,拓宽了文化价值取向范围;另一方面又拉近了 锡伯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距离。[9]其次,封建礼法和宗法思想也随着满族统治阶级 的倡导,在锡伯族社会空前得到加强。实际上封建礼法和宗法思想与儒家学说密切相关 ,但它们与锡伯族、满族的氏族文化思想结合后,又趋于民族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 变异的空间,使其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似乎与纯粹的儒家思想文化又有一定的区别。由 于锡伯族全面接受了上述儒家学说和封建礼法、宗法思想,到清末,锡伯族社会在思想 文化方面,与汉族社会思想文化方面呈现出了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与满族一起实现的 。可以看出,锡伯族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上述文化选择,既有被动选择,也有主动选择。 当一种思想文化适合本民族及其社会发展需要时,往往从被动选择变为主动选择。

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由于生产形式相互接近,故风俗习惯很多方面也相互接近。在清 代,在锡伯族风俗文化与满族之间已趋于一致。似乎锡伯族较多地吸收了满族的特点, 并加以改造和民族化,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习俗文化。到乾隆中后期,入关的满族因受 汉族文化影响,开始失去自己的特点,至辛亥革命前后,满族文化几乎为比之先进的汉 文化所同化。但西迁新疆的锡伯族,仍然保持着锡满文化结合后的文化特点,成为研究 满族文化的活的文化群体。在文学艺术方面,清代锡伯族与满族一样共同受到汉族古典 文学的熏陶,使其成为两个民族的共同财富。直至目前在锡伯族民间仍大量流行不同时 期翻译或民国以后重译的汉族古典文学艺术名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 浒传》、《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不下数十种。清代锡伯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以屯 垦戍边、八旗军事活动为内容,这又与满族具有共同性。另外,被称为满族“百科全书 ”的萨满故事《尼山萨满》,在锡伯族民间也同样流行,并被当作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 。从上可以看出,在文学艺术方面,清代锡伯族和满族在共同选择汉文化的同时,由于 共同处于八旗军事文化氛围之中,使民间文学艺术出现了相互影响和选择上的共同性。

综上所述,在清代,锡伯族和满族由于共同带着浓厚的氏族文化成分进入封建社会, 而且在同处八旗军事文化氛围的条件下,锡伯族则过多地选择了满族文化,同时又共同 选择了汉族文化。但是,锡伯族未被汉族文化所同化,走了自己民族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清代,锡伯族除了与满族进行文化交流外,还先后与维吾尔、哈萨克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交往,也部分地汲取了他们的文化营养,使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海努克是 清代伊犁地区较为有名的台站,称海努克台。蒙古准噶尔部统治伊犁时期,这里就有准 噶尔军队从南疆带回的部分维吾尔农民开荒种地,为准噶尔统治者供食需。清政府平定 准噶尔贵族发动的叛乱时,这些维吾尔农民均逃回南疆或它处。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 政府先后从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田、哈密、吐鲁番等地调数百户(称300户)安置 海努克屯垦,史称“塔兰奇”,意种田人。1764年4000余名锡伯族军民西迁进驻现察布 查尔地区组成锡伯营,其中三个牛录与其相邻而驻,因而他们之间一开始就往来不断, 两者文化开始相互影响。不久,南山缓坡地带其它适宜耕种之处也陆续进驻数百户维吾 尔农民屯垦,锡伯营军民与其接触的范围更趋广泛。西迁的锡伯族军民组成锡伯营,标 志着锡伯族在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开始。乾隆三十六年(1771)初伊犁将军经奏准在 派遣锡伯等官兵换防塔尔巴哈台的同时,又调派150名锡伯官兵与索伦等官兵一起前往 喀什噶尔地区换防。官兵两年一换,每年换一半。换防一直持续到同治初年。期间先后 有七八千官兵人次在此换防尽职。此外,有清一代新疆南部曾发生数次叛乱,每次叛乱 均有数百至上千锡伯营官兵同其他清军一起参加平叛或驻守。上述情况说明,自部分锡 伯族军民西迁组成锡伯营之后,客观上便给锡伯族军民与维吾尔族交往提供了诸多有利 条件,给他们创造了不断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他们经过不断交往,对各自的文化形态 和各种民俗事象有了日深一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互相汲取各自的文化长处。因为两 族均为农业民族,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一定的相近之处。锡伯族从维吾尔族文化中吸收 了有关生产工具、运输工具、饮食及语言等方面的成分,更加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内涵。 直至目前这种文化痕迹仍依稀可辨。尤其是掌握维吾尔语的锡伯人一代接一代,开创了 新疆锡伯语史上的双语先河。在清代,锡伯族对维吾尔族的文化成分是一种主动选择。

哈萨克族与锡伯族往来始于近代。沙俄征服哈萨克各玉兹过程中,哈萨克牧民不堪沙 俄当局的掠夺和欺压,纷纷向我国阿勒泰、塔城和伊犁地区迁入,他们先后被清政府安 置于这些地区,自此,锡伯族与哈萨克族有了一定的往来,对他们的文化有了初步的了 解。但哈萨克族与锡伯族杂居、两者文化相互交流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

清朝时期,俄罗斯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相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而且表现为一种异质 文化,因而对中国任何民族均具有吸引力。锡伯族与俄罗斯族接触有较长的历史。早在 17世纪下半叶,沙俄侵占西伯利亚后即开始侵占我国黑龙江地区。杂居于索伦(指达斡 尔、鄂温克族)村庄的锡伯族军民与其一起抗击沙俄军队,对俄罗斯人有了初步了解。1 8世纪中叶以后,沙俄趁新疆动乱之机,步步蚕食我国原属伊犁的领土,锡伯等营驻守 的卡伦频频遭沙俄武装人员的袭扰。1871年沙俄悍然以“代收代守”名义出兵侵占伊犁 ,伊犁被沙俄殖民统治达10年之久。在这10年期间,沙俄在锡伯营安有“俄台”,驻有 军队和官员,并将俄罗斯文化强行传播给锡伯营。他们强行整治锡伯营各牛录街区、渠 道及庭院,又给锡伯营官员及上层灌输俄罗斯思想文化,以达到其长期殖民统治的目的 。锡伯营派人员到俄罗斯学习,使锡伯族对俄罗斯文化具有了更深的了解。清政府收复 伊犁之后于1884年建新疆省,从此开始了锡伯营以官方渠道派子弟到俄国留学。盛世才 伪装革命时期,锡伯营上层、富裕阶层和知识界与苏联俄罗斯人的密切接触,而且又与 定居伊犁的俄罗斯人进行不同程度的往来,使俄罗斯文化对锡伯族的影响日益加深,自 沙俄侵占伊犁至盛世才统治新疆初期,俄罗斯文化对锡伯族社会及生活的影响可谓方方 面面。第一,不少青少年掌握了俄语。第二,引进了俄罗斯的教育方法和生活模式。第 三,锡伯族妇女的出国留学,促进了妇女的觉醒。第四,通过各种渠道,俄罗斯族的文 学艺术、音乐舞蹈、饮食、服饰、居住以及商业文化等广泛传播到锡伯族民间。另外, 俄罗斯族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也被锡伯族许多人所接受。这 样就在锡伯族社会形成了影响非同凡响的崇尚俄罗斯文化的阶层。分析锡伯族与俄罗斯 族的交往以及俄罗斯文化对锡伯族的影响过程,俄罗斯文化在锡伯族社会经历了被动选 择、认同、主动选择、消化吸收和移植加工而为我所用等数个阶段。由于俄罗斯文化的 开放性、实用性和人性化等特点,它在锡伯族社会扎根较深、较实,至今其影响仍为浓 厚。它们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变异优化的基础上, 形成了锡伯族特殊的文化现象。

在民国初年以前的锡伯族文化史上,对其文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除了满族文化外 ,就是汉文化。因为此时的汉文化已经是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形态,比锡伯族带有氏族 社会性质的文化进步得多。故锡伯族接触汉文化伊始,便采取了主动选择的态度。

锡伯族与汉族交往分间接交往和直接交往两种情况。间接交往始于清以前,这时汉文 化对其影响不大。直接交往始于清代。满族在统一东北过程中,招关内及原迁居东北多 时的汉民屯垦耕种,为其交粮纳税或充伍征战,还有不少人充当满族的“包衣”(家丁) 。锡伯族被“赎出”后,许多人也成为“包衣”,与汉族“包衣”同甘共苦,开始了直 接交往。康熙三十年代,锡伯族军民被“赎出不久”,清政府下令按户统计出锡伯部民 间到适婚期和即将到适婚期的女性,并允许汉族旗丁、下官等聘娶,还出现了汉族丁“ 买妻”锡伯等女的现象[1](pp.301~302),从民族学角度讲,民族间通婚是民族文化深 层次交流的表现之一。但当时的这种现象非普遍化。因而对锡伯族文化并未产生大的影 响。西迁后的锡伯族由于严格的八旗制度及“旗民不交产”,“旗民不交往”等政策, 直至新疆建省没有出现与汉族军民直接交往的机会。新疆建省后,“旗民”之间的交往 多了起来,范围又扩大。锡伯族有识之士和官吏通过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逐步认识了学 习和掌握汉语汉文及其文化的重要性。因此这些人首先带头学汉语汉文,然后创造和利 用各种有利条件,招徒纳弟或在“官学”中开始教授汉语文,并引进内地汉语教材,出 现了双语教学的可喜局面。一批文人开始用汉文创作或译介汉文作品,锡伯语中不断吸 收汉语词汇,使锡伯语词汇趋于丰富。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封建统治的结束及 民国的创立,标志着在锡伯族社会中一种新的时代的到来,第一,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 思想更显强势,传播到社会各领域。第二,兴办教育、创办民间文化团体、改良社会文 化蔚然成风,学校锡汉双语教育更加深入。第三,锡伯族开始接受汉族习俗文化的优点 ,纷纷将锡伯复姓译为汉语单姓等。第四,新疆的锡伯族子弟开始走出封闭的环境,纷 纷到伊宁、迪化(乌鲁木齐)等地求学,接受汉文化教育,逐步形成了主动传播汉文化的 本民族文人阶层。第五,拉开了在新疆锡伯族历史上锡汉杂居的序幕。总之,辛亥革命 之后,锡伯族在其有识之士的引导下以新的时代精神和风貌,在重新审视自己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开始全方位接受汉文化,迎来了锡伯族文化和汉文化深层次结合的新时代。

社会发展,民族及其文化也发展。民族发展史亦即其文化发展史。一个民族在其发展 过程中会不断更新其文化内涵,尤其是民族间在直接交往的情况下,其文化相互影响、 相互吸收甚至发生变异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锡伯族及其先祖自汉代以来,不断被动和主 动地吸收他族文化,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的文化环境,在吸收和消化他族文化优点的基础 上,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并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而且越来越表现出其民族的整 体活力和时代适应能力,这就是本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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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一)[Z].

[8]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条)[Z].

[9]佟克力.儒家文化对锡伯族文化的影响[J].西域研究,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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