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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南迁:巩固了边防 丰富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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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锡伯族南迁的队伍里,有个来自伯都纳(今吉林松原)的小伙子名叫色伦堡。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叫欧吉娜。锡伯族在清政府的安排下要举族南迁,但欧吉娜一家却不在迁徙的名单中。大军起程的那天,欧吉娜一家来给色伦堡全家送行,欧吉娜还送给色伦堡一尊铜护心佛,希望佛爷保佑他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也在暗中表达她对色伦堡的坚贞爱情。南迁的队伍经历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后,色伦堡被分到镶黄旗牛录当差,全家人过着开荒占草、亦军亦牧的生活。在一个农历十五的晚上,当色伦堡正苦苦思念自己远在伯都纳的情人的时候,他看见火光下一匹白马驮着一位锡伯族姑娘疾驰而来,那姑娘正是欧吉娜。两个年轻人幸福地相会在灰土(回头)岗旁。欧吉娜的家人也都迁了过来,定居在这里。这个故事反映了锡伯族人民不愿离散、渴望爱情的美好愿望,并一直在沈阳市郊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乡流传。直到现在,每逢大年三十儿晚上,锡伯族中的老人还会率领全家老少,先向南朝拜,随后回过头来向北方遥拜,以示老祖宗还在伯都纳,不要忘了老祖宗。

锡伯族的大规模“南迁”是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开始的,历时3年多,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才基本完成。此次南迁主要是把齐齐哈尔与伯都纳两地驻防的锡伯族兵甲及其家属、家奴等迁往沈阳,将吉林的迁往北京。据考证,大约有4万余人分3批抵达盛京。由于当时交通条件比较落后,锡伯族南迁主要靠牛马驮物,甚至人力背货。长途跋涉的过程中,不少人因劳累、疾病而死去。对于锡伯族人民来说,这次大迁徙伴随着血和泪,给他们带来了很多苦难。

南迁至沈阳及北京的锡伯人不再设锡伯牛录,而是分散到各地,编入满、蒙古八旗之中,并与其他各族人民一起,为当地的军事、经济、民族关系、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锡伯族迁到沈阳后,还分驻到开原、铁岭、辽阳、兴京、牛庄、锦州、宁远、凤城、金州、义州、岫岩、小凌河、巨流河等23处。

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进犯我国云南边境,清政府从沈阳增调1000余名锡伯族官兵,千里迢迢开赴云南前线,与其他各族官兵一起作战,共同击退了缅甸入侵者,捍卫了国家主权,维护了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宁。在平定四川大小金川的战斗中,清政府也增调了锡伯族官兵参战,不少将士因功受到清政府嘉奖。

南迁之前,锡伯族的主要经济模式已经是农业生产了,同时也进行渔猎与畜牧业活动,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原先居住的嫩江和松花江流域水土肥美,宜农宜牧。早在明末清初时,“锡伯米”就已经闻名遐尔。清军进入黑龙江流域后,经常派人到锡伯地区采购军粮,清政府还曾下令命不谙农耕的民族向锡伯族学习农耕技艺。

南迁以后,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以及受周围民族的影响,锡伯族的生产方式也随之变化,逐渐以农业为主,很少渔猎了。清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解决军需,在将锡伯族人遣驻各地的同时,还给官兵配备一定数额的附丁去垦荒种田,锡伯族官兵不仅不领军粮,还要向国家上交一定的粮租。

此外,锡伯族的车辆、弓箭制造业都比较发达。锡伯族移驻北京后,清政府从锡伯族人中选出一些能工巧匠充入武备院,负责制造弓箭。

锡伯族南迁也推动了当地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锡伯族先后归于蒙古与满洲统治,其文化生活深受这两个民族的影响,同时也对这两个民族产生了影响。南迁之后的锡伯族与其他民族长期杂居,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淡化了自己的风俗习惯。东北的锡伯族与汉族的来往也十分密切。此外,他们和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族都有密切往来,各族共同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

锡伯族南迁后,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与文化,沈阳的锡伯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在今天沈阳市和平区站前街实胜寺(皇寺)西邻创立了太平寺(俗称锡伯家庙),从而有了固定的娱乐场所。每逢新年佳节,锡伯族人民都会在此举行庙会,聆听众喇嘛诵经。这不但加强了本民族的凝聚力,也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此外,锡伯族在文学、诗歌、音乐、舞蹈艺术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发展繁荣当地的文化作出了贡献。 (张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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