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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长的小街——一个锡伯族村落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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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门中锡伯人氏火火力彩绘祖谱。

  这是一个村落,一个自然屯,二百多户人家,只有一条小街。街两旁是民居,民居的后边是田、河、山、林,自然而生态。

小街出了村向东延伸,行七八里到了尽头,云遮雾嶂,浓荫匝地,周边全是山,缓缓地伏在那里,山上栽满了梨树。这是两千亩梨园,小村的后院,向世人开放的采摘园,一个颇有品牌的旅游目的地。

小街西端联着抚铁国道,到市里不过二十分钟车程。国道通衢天下,奔涌着车流、人流、物流、资金和信息流。小街悄无声息联着外边的大世界。

这个村,是顺城区黄旗乡四家子村的房身。

房身是个小村,只有一条小街。

胡玉新家中供奉的“海尔堪”。

功铭汗马碑阳面拓片(局部)。

  一

这个初秋的早晨,来到了村里,漫步在小街上。

小街端正,整齐,顺着山谷走向,融在山水林田中。街北是一排农舍,南边也是,邻里互答,鸡犬相闻,像一首诗,一片风景,一个宁静的港湾。

从外边看,小村没有特别的地方,走近了读进去就会发现不同。小村里二百多户人家,基本是胡、何两大姓,两姓人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两个姓同属一个民族,一个少数民族——锡伯族。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锡伯族现有人口十七万余,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地区和辽宁、吉林等地。锡伯族是古代鲜卑人的后裔。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东麓,以狩猎捕鱼为生,后来南迁到了辽沈。十八世纪中叶,为了保卫边防有一次大西迁,改变了这个民族的分布版图。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语言与满语接近,文字形成较晚,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在满文的基础上确定下来。

晚饭时,一位德高望重的锡伯族老人,来了兴致,介绍了锡伯族的语言和文字,有一段关于喝酒的话,边说边写边翻译,还与蒙、满两种语言文字比较。表述清晰,且有深蕴,让人感受到一种力蕴和美。

功铭汗马碑与古松。

锡伯族后裔胡江在祖先碑位旁。

  村人说了不少锡伯族的民俗和风情,有的失传了,有的还流行,不过也变了样,大多与马背上的生活和猎射有关。他们忌食狗肉,和满族不一样,不是因为救主,而是它通人性,忠诚,勇敢,是真正的朋友,须臾离不开。喜欢吃炒面,吃粘米饭,掺有大肉片,这些食物简单、抗饿,适应饥一顿饱一顿的游牧生活。大概也是因为狩猎东奔西走,行无定所,丧葬形式是火葬。

有一次他们带我下了小街,进了一个院落,院里有三间正房,窗口下砖石混砌,上边一砖到顶,木棂窗,灰瓦顶。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老房子,他们指着南墙上两个长方的洞口,说这是逢年过节锡伯人供奉天地的地方。他们崇奉天地,追求与大自然和谐,许多事情都能联想到他们这一理念与思想。

总之,他们在饮食、服饰、婚姻、礼仪以及宗教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生活的大略,也可透视出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世界,既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

锡伯族在宅居墙体上修成的“天地神”供位。

建造62年的锡伯族居舍。

  二

小街上行人寥寥,看不见没事聚堆闲话的人,院子里也都静静的,少有懒散的男女晃来晃去。村人好像都忙着,忙着做事,赚钱,发展事业。

街上有鸡狗悠闲遛着,不时传来大牲畜的嘶叫,弥散着一股浓郁的田园风情,农家气象。

小街上没有熟人,常常主动上前搭话,为的了解点情况。还做了不速之客,叫开人家的门,讨杯水喝,目的也是聊上几句。发现接触的人,无论大人孩子,提起锡伯族这个话题,都有一大堆的话说,夹着收集的故事,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村子里见到两本书,都是记录锡伯族历史和文化的,都有村里的事儿。一本是《抚顺锡伯族志》,在市民委和锡伯族联谊会支持下,村里几位长者收集资料,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还有一本书叫《锡伯族风采》,中学的乡土教材,一位叫胡乃军的中学物理老师编写的,这个村的人,也是锡伯族。这是人生薪火,小村人用这种形式传递着自己的文化与文明。

在村里见到了抚顺市锡伯族联谊会长胡江先生,他是这个村的人,出去当兵,又转业到企业,退休后大部分精力用在联谊会上了。他还住在村里,有个房间做了展室,墙上挂着有关锡伯族先人碑文的拓片,还有书法和照片;桌上摆着文物,一个角落整整齐齐叠放着一些资料和文件。他一一地介绍这些东西的出处、背景、价值和意义。外行听不明白,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请教几句。听说村里来客常到这儿,不惟观赏品鉴,切磋研究,也是最好的自我介绍。对于房身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抽象的具体,也是具体的抽象,它存在于现实,也可以借助于想象。有人说,博物馆是国家的祠堂,展品是民族的家谱。踟蹰在这个小小的展室,这句话信矣。

农家小院。

如今的锡伯族青年和儿童。

  三

走在小街上,胡江先生指指点点地介绍街旁的风物。说的有兴致,听的也入迷。说到小村的始创,他变得庄重了,沉思片刻,娓娓地说了起来。

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隶属满洲八旗镶兰旗的二十名锡伯族官兵奉命进驻抚顺,营地是现在前甸镇的二道房身。当时的军事组织是兵民结合,战时打仗,平时生产。锡伯族狩猎生活,四处跑,发现这边山高林密,猎物极多,于是胡、何两位先人便过来了,立木做屋,掘土为灶,立了家业,点起了第一缕炊烟。兵营在前甸二道房身,不能断了和那里的联系,便取名房身,从此小街上留下了他们最初的屐履。

村人向我说过这事,又听了一遍,还是感到新鲜。岁月流逝,时代变迁,小村和村名儿却没变,这是一个记忆的符号,感情的驿站。

说起故乡的事,胡江先生好像特别有情绪。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大西迁的事?没等我回答,又问道,知不知道还有咱抚顺人?他带着我,穿过岁月的烟尘,走进了那段历史。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清政府为了安定新疆防务,决定从盛京及其所属的锡伯族官兵中,组织一支年富力强、能征惯战的屯垦戍边队伍,兵士一千名,防御、骑校各十名,官、兵家眷三千二百七十五人。这一千名兵士中抚顺十名,分别由几个锡伯族营地出。当时房身是个不小的营地,也有指标,也出了人。

锡伯族大西迁是历史的壮举,是锡伯族的光荣和骄傲。房身的乡亲们说起这件事,都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往往这时,还会提起另一位他们的英雄,抗日战争时,房身走出一位叫胡德全的青年,在抗倭前线浴血奋战,屡建功勋,由战士升为团长。

村人说,保家卫国的事,咱锡伯族人总要走在前头。

秋收的喜悦。

古老的石碾盘见证着族群的延续。

  四

小街靠西一点的北边,是个山谷,不深,唯独这儿没有房子,好像豁口敞在那儿。不过也没闲着,这儿是老胡家和老何家的坟地,胡家在东,何家在西。原来有两株松,都长成了大树。据说当时两株树上拴根绳子,把孩子的摇车吊绳上,便安心干活去了。解放后,西边那株因病砍了,东边株一直苍翠挺拔,直耸云天,成为小村的一道风景。不知何故这二年也染了病,渐露枯相,将死的样子,是件憾事。

这个地方引人注意,除了坟和树外,更重要的是一块碑,建于同治七年(1868年),距今已143年。由碑身和碑座两块大青石组成。碑身高110厘米,宽约54厘米,厚17厘米;碑座长80厘米,宽约45厘米,高50厘米。这是一座功铭碑,阴阳两面分别刻有“望山与俱”和“功铭汗马”字样,八个字见其功德可与山岳共存。

碑的主人是胡氏祖先,叫三音那,锡伯族镶兰旗人,其人“体具魁梧,才怀磊落”。嘉庆四年随军征战陕甘川等地,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后授予福陵防御,官至五品。七十岁时辞官还乡,病逝后葬于此。

村里一位老人介绍这块碑时,敬谨而庄重,碑文的许多话朗朗地背了下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块碑对于世人来说,是文物、化石、历史的见证和记录。对于房身人,特别村里的的锡伯族人来说,则是血脉的上游,赋予生命的发端。虽说阴阳两界,云汉冥渺,后人却记着,成为一个家族的共同记忆。这大约就是一代代相传的人间序数,生生不息的人文生态。

勤劳的民族播下种子繁衍生息。

  五

走在小街上,秋风吹来,带着山野的清香,吸一口气五脏六腑都舒服。

有幸邂逅了一位八十四岁的老先生,精神矍烁,行动灵活,叫胡玉新,退休教师。看得出来,他是一位睿智的人,宽容而乐观,那是一种渗透人生的智慧。说起民族的历史,他感叹说,满洲国做亡国奴,过得不是人的日子,鬼子不让锡伯族存在,自己的民族就没了。解放后,第二次人口普查才恢复了。现在好了,咱们民族有人当上了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事。他还告诉我,这几年这儿走出去十五六个大学生,赶上好时候了,逢上了盛世。这是寿者言,一个经过沧桑人的话,能不信吗?

这时走到了村东头,前面就是千亩梨园。已是初秋,树叶还在绿着,枝上挂着的梨轻轻地晃动,今年肯定是个丰年。

锡伯族人从狩猎和农耕社会走来,遵循天人合一、顺天应时的理念求生存,求发展,最懂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道理。先人这样,今天的人们更是这样。当年先人到了这里,见沟里的东山是硬杂木,西山长满了梨树,品种多样,果实香甜可口,便称之为“梨树沟”。一代一代房身人守着梨园,“穷物理,探幽微”,更新改造,引进提高,越侍弄越好,现在这个沟有洋梨、早酥梨、南国梨等多个优质品种,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千亩梨园。

村里人精明、开放,他们把后院梨园打造成了城里人的园林,集观赏、采摘、休憩、养怡于一身,春可见绚丽,夏可寻繁荫,秋可摘果实,冬可享晶莹。不过,并非理想世界那个虚无的桃花源,而是真实的梨园,斑斓的生态。

小街很短,一袋烟的功夫就走到了头了;又很长,一头连着历史,一头连着未来,悠远而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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