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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西迁路线考探

西迁历史 daxiqian 3028℃ 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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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西迁路线考探(一)

序:

一个方案涉及到那么多方面,要了解那么多知识,地域、年代那么久远,使之我花了几年中的许多时日,现在也依然没有一个圆满。我知道要有一个圆满还需要等待,也不知道等待到何时何日,我怕等到了那个时日我自身已不能力行,因此我还是把那个由于二百五十年前的西迁而得以凝聚的民族—锡伯族《重走西迁路》的策划考虑的方面记述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在清代有两次大的迁徙,一次是乾陵二十九年(1761-1764年)西迁,一次是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的东归,为充实边防、永久驻守、屯垦戍边、开发新疆,满清政府先后派遣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察哈尔蒙古兵丁及家眷来新疆西北部。

1764年的农历四月十八,一千余锡伯族官兵及三千余家眷经过一年五个月的时间从东北沈阳到新疆的伊犁,完成了西迁的壮举。并为锡伯民族的延续和传承奠定了基础。而我对于锡伯族西迁的那段历程的感知与兴趣,则来自与一位锡伯族的朋友,我们计划在西迁250周年重走这条线路,那时距250周年还有三个年头的时间,为了更科学地行走这条线路,我对锡伯族西迁路线进行了初步的考探,并写了有关西迁路线考探的文稿在相关锡伯族文库中发表。

在这里首先要对锡伯族西迁及路线有一个了解,附韩啟昆、关多文两位锡伯族历史专家写的专著《锡伯族西迁成因及西迁戍边路线图绘制的解释》

锡伯族西迁路线考探

2011年3月

前言:

当你认识了一位朋友,并被这位朋友的魅力所吸引,你就会有意无意的关注他,了解他的各个方面,并愿为之付出自己的一部分时间乃至心智。我的这位朋友他叫尹刚,是一名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锡伯族人。他对生活的认知、他的开朗与豁达、他的语言才能及对音乐的感悟、他对朋友的那份真诚,都深深地感染着我。在与之交往的近二十年里,我渐渐地了解到他及他的民族许多鲜为人知的那些感动,我也通过他渐渐地融入到这一民族的文化之中,并愿意为之而付出。

我曾与尹刚多次谈及锡伯族西迁,都有重走西迁路的意愿,但重重原因使得我们的想法和意愿总是搁浅。当2006年英刚将一份由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大西迁》策划书宣传册给我时,促使我更加关注此事的进展。我阅读史学家们写的史料、买来原文版的外蒙古地图并与元、明、清、民国、中国等时期的地图及锡伯族西迁路线相互对比,使得西迁的许多思考与问题涌现出来。我与关捷教授、顾克明秘书长、锋辉老师、尹刚通过电话进行了多次的交流,并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促使我对西迁路线及路点的探究所引发的思考与问题提交给当家,供大家探讨。

西迁是政治、军事、战略的统筹

我们说锡伯族西迁是清乾隆帝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后,在伊犁设置將軍府統辖天山南北,為了抵御和防止沙俄势力向东扩张,开发与建设边疆,保卫边民的和平与安宁而派驻的。而我认为不是单一的保边行为,是政治、军事、战略的统筹。

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国内、国际形势

国内:

在清康熙占云南(1659)、平三藩(1681)、收台湾(1683)后其疆域已远远超出了明朝的范围。

(大金川之役 1747—1749)、准噶尔第一役 (1755)、准噶尔第二役(1756一]758)、 回疆之役(1757—1759)、巩固了国内的统治。
国际:

1.尼布楚条约
从17世纪中叶起,沙俄殖民者先后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长达数十年之久,入侵范围遍及黑龙江的上、中、下游。清政府多次向俄国提出抗议,沙俄不予置理。为了保境安民,康熙帝于平定“三藩之乱”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国东北边防的措施。康熙23年沙俄侵略军又屡次下窜黑龙江中下游进行强扰,鉴于雅克萨已经成为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前哨阵地,康熙帝遂于二十四年正月(1859年)谕令都统公彭春、副都统郎谈、班达尔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兵由水陆两路进取雅克萨。经两次战斗,打击了沙俄的侵略气焰,迫使沙皇政府“乞撤雅克萨之围”,并派戈洛文为大使,前来中国举行边界谈判。二十八年七月初八,中国使臣索额图和俄国使臣戈洛文在尼布楚(今苏联涅尔琴斯克)开始谈判。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1689年9月7日) 签订了《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该条约是清政府与沙俄之间正式缔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亦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也就是在这一时段清政府派兵西迁,对边疆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国内外学者研究证明,该条约完全符合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但我们以割让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约25万平方公里国土为代价。
2. 恰克图条约:1727年10月21日(雍正5年),贝加尔湖之南及西南约10万平方公里国土,被迫签订恰克图条约(今苏赫巴托尔)而丧失。

  1. 清顺治、康熙年间为了巩固大清的统治,其武装力量都用在了中国的南部,对于蒙古的归属的准噶尔部、扎萨图汗部、土谢图汗部、茂明安部等及辖地都采用安抚的政策由各部代为管辖。这使得以后沙俄帝国趁机占有了其辖地。1758年侵食哈萨克、布鲁特、浩罕;1760年侵食巴达克山、爱乌汗;1760年侵食付洛克;1764年侵食布哈尔汗国、拉达克(这些大清的领地及辖地在1840-1890年都先后被沙俄占有)。

同时还策划蒙古的其它部落脱离大清的管辖,不断的派小股部队袭扰我边境的居民。

因此在派遣锡伯族军队进入新疆时,清政府选择了走古鲁伦道和蒙古道。其目的是震慑沙俄,以达到稳固边防的政治目的,从历史上看,在从1764年到1840年(道光20年)的70年间,沙俄吞噬我清国的意图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1. 从史料上看,屯垦戍边到新疆伊犁有几种路线可行

奉天-张家口-呼和浩特-宁夏中卫-甘肃武威-出嘉峪关-新疆巴里坤-奇台-伊犁

西路过彰武县奔阜新市、经易县、朝阳、建平、建昌、平泉、兴隆,进关过北京再西北行,出張家口(出关),經內蒙,奔中旗庫伦(乌兰巴托),再西行。

东路︰过彰武县就进入蒙古科尔沁左翼前旗地區,沿养息牧河北上的大道,經科尔沁左翼后旗,到通辽,再逆西辽河上行,过开魯、阿魯科尔沁旗,西、東乌珠穆沁旗、右翼后旗,到中前旗(乔巴山),过克魯伦河,上克魯伦路西行,經車臣汗旗(温都尔汗)、中旗库伦(烏兰巴托),到乌里雅苏台。

如果从新疆边防吃紧来讲,走a道是较快的路线,时间也就是五个月左右,当时的清朝国力强盛,又有长途奔袭及后勤保障的经验,应该说为近4295人的出发队伍(大西迁策划书是5050人到达)提供后勤保证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分两批进疆,作战部队先行、家眷随后跟进,那么作战部队会在一个半月左右到达新疆伊犁地区,也不至于让西迁的队伍这样的饱受磨难。至于有文章分析是怕西迁大军沿路扰民,给当地政府造成负担。

择文如下:何叶尔·久成 二OOO年夏于齐齐哈尔 (何叶尔·李力)“康熙帝巡幸看到的“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风气极坏,将军惧于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不象围猎之兵”;“将军、副督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特别是锡伯官兵“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更不能令皇上容忍。”“在锡伯族先辈留下的逸事与家谱中均有留传。新民县西营子锡伯族八十六岁老人康惠安说:“听老人说,锡伯人最厉害,清庭将军衙门没敢给单独编旗,而且编在满洲八旗之中,哪旗都有。”

我以为根据不足,或者是官文的一种掩饰。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蒙古(外蒙古、内蒙古)人口不过40万。西迁经过外蒙古的几个大城市除乌兰巴托(库伦)外都不超过万人,即乔巴山(中前旗)、温布尔汗(车臣汗旗)、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包括驻防的部队)。一支(第一隊派出防御五員、驍騎校五員,兵四百九十九名,官兵之家眷共老少一千六百七十五口,一並交協領阿穆呼朗管帶,已于四月初十日起程。第二隊派去防御五員、驍騎校五員,兵五百零一名,官兵之家眷共老少一千六百口,一並交協領噶爾賽管帶,)共4295人的西迁队伍,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没有自律的话,对沿途经过的乡村和城镇都会是一种威胁,更何况他们是在极端困境的条件下行走在西迁的道路上。应该说清政府对此是有所考虑的…。另外这样一支队伍对后勤的保障都是考验,沿途的卡伦、驿站、兵营、村庄、城镇都无法提供有效的补给,这就使得西迁的队伍走的异常的艰辛。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清政府指定西迁的路线(即盛京沈阳-东乌珠穆沁旗-乔巴山-温都尔汗-烏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阿勒泰-和布柯赛尔-伊犁,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捍卫疆土的决心。清政府向沙俄明确的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即能够从东向西沿中俄边境线中方一侧派遣一支队伍去保卫新疆,那么我们就有能力打击任何企图侵犯我国边境的企图。(雅克萨之围)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西迁路径的思考和问题

在总的西迁路径的把握上,我是以大连市锡伯族学会提供的《清代锡伯族官兵和家属西迁新疆伊犁戍边行进路线》为基础,参考顺治七年(1650)、嘉庆二十五年(1820)、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蒙古(2003年出版)等地图,地理方面(山川河流)以google地图为依据,考证路线的可行性。首先行进路线必须具备几个前提条件:1.道路必须有一定的宽度,无论是山川河谷、草原沼泽;2.沿水草而行、沿驿道而行、靠近驿站而居;3.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不可太长,高度差不可太大;4.尽可能避让大河而行之。韩启昆、关多文两位老师为纪念锡伯族西迁戍边229周年绘制的清代锡伯族官兵和家属西迁新疆伊犁戍边行进路线的说明:《锡伯族西迁成因及路线》里讲道“沿着清政府沿克鲁伦河修建的驿道行进——车臣汉旗——中旗库伦(今乌兰巴托)”。这说明在乾隆帝之前就修好了这条可以走牛车的驿道。在当时的条件下要修建这样一条约近千公里的驿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清史中应该有记载,但目前并没有找到依据。

有驿道就必然有驿站,在管兴才作的《西迁之歌》中有“戈壁之路迢迢四十个驿站”也说明有驿道和驿道,我们应该认真考证。

从现在的比对来看从沈阳(盛京)-乔巴山(中前旗)-乌兰巴托(库伦)-达欣其楞(哈达桑、右翼左后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也在驿道的指向上。而从达欣其楞(哈达桑、右翼左后旗)–巴特曾格勒(额鲁特前旗)-中左旗(塔利亚特或叫塔利亚图)-乌里雅苏台,这段大连市锡伯族学会提供的《清代锡伯族官兵和家属西迁新疆伊犁戍边行进路线》标注的路段,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蒙古道上并不存在,当然从地图上看这是一条最近的线路段,问题是该道要翻越杭爱山脉、面对杭爱山脉(最高峰恩赫泰万山海拔3900米),期间河流密布,在我买的2003年原文版蒙古国地图都没有这段公路的标注(按国际上修路的惯例都是在原有的官道或主干道上扩修,古鲁伦道和蒙古道经改扩后目前仍是蒙古国的主干道),因此这条道还有待于探讨。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印制的地图在达欣其楞(哈达桑、右翼左后旗)的地方,官方驿道分叉,沿北向西到木伦(中左翼末旗)驿道就截止了。沿南向西的官方驿道(也称蒙古道)经臣赫尔(额鲁特旗)-车车尔勒格-大塔米尔(中左末旗)-扎格(扎克)-泰希尔(察干鄂洛木)-巴彦乌拉-(图吐根淖(nao)尔)-(哈尔噶纳)-科布多。这里所标注的蒙古道并没有经过乌里雅苏台,要到乌里雅苏台按当时的路径必须到泰希尔(察干鄂洛木)转向北行走约200公里。但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印制的地图上并没有标注从泰希尔(察干鄂洛木)到乌里雅苏台的有道可行。而在韩启昆、关多文两位老师《锡伯族西迁成因及路线》里讲道在乌里雅苏台“让锡伯官兵就近从扎巴堪至阿勒泰一带任意一处有水草的地方,沿卡伦内侧放牧过冬”我在相关的资料中没有找到扎巴堪的地名,但在乌里雅苏台附近的乌里雅苏台河西岸有一个叫阿勒泰地方,与文献中提到的阿勒泰相吻合,如果能确定附近有清康熙年间的哨所(卡伦),能考证在清康熙年间有从泰希尔(察干鄂洛木)到乌里雅苏台的道路,那就能初步确定这个点是锡伯官兵休整的地方。但在泰希尔(察干鄂洛木)的南面不远处也有一处地名叫阿尔泰的地方,水草也很茂盛,从google地图上看,这里更适应过冬,并且离蒙古道不远,来年出发可以省去从乌里雅苏台到蒙古道这百公里的路程;这里是否也设有清康熙年间的哨所(卡伦),需要我们的核实。在韩启昆、关多文两位老师《锡伯族西迁成因及路线》里解释道“即此段路線圖,未將線路繪進烏里雅蘇台城內。而在其城之南沿蒙古路西去,可能有失實之處”

这里说明两个问题:1蒙古道在乌里雅苏台以南;2西迁锡伯官兵只是进入乌里雅苏台官府管理的区域。

无论从阿勒泰(蒙古)或从阿尔泰(蒙古)出发上蒙古道都要经泰希尔(察干鄂洛木)上蒙古道,只不过前者是南下后者是北上,前者距离蒙古道较远后者近许多。从泰希尔(察干鄂洛木)到科布多正如韩启昆、关多文两位老师《锡伯族西迁成因及路线》里指出的“從烏里雅蘇台的西部,越過阿爾泰山,來到新疆的北部。在這一路段內,《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朝時期的“烏里雅蘇台圖”和“新疆圖”均有“大道”可循。”但从乌里雅苏台到(吐根淖尔)-科布多就有:四条路线待考证:

1.《清代锡伯族官兵和家属西迁新疆伊犁戍边行进路线》提供的:乌里雅苏台阿勒泰-都尔伯勒金(珠儿库珠)-(吐根淖尔)-(哈尔噶纳)-科布多。而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印制的地图标注中并没有道路可寻。

  1.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印制的地图标注的蒙古道是:乌里雅苏台阿勒泰-(胡都克乌兰)-泰希尔(察干鄂洛木)-(巴彦乌拉)-(哈尔噶纳)-科布多。(南下)
  2.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印制的地图标注的蒙古道是:阿尔泰-泰希尔(察干鄂洛木)-(巴彦乌拉)-(哈尔噶纳)-科布多。(北上)
  3. 而2003年原文版蒙古国地图标注的路道与蒙古道稍有改动,阿尔泰(蒙古)-达尔维-泽雷格-科布多。但也基本上是沿蒙古道南侧行走

科布多到红山嘴口岸从现在看起来路线要简单些:

2003年原文版蒙古国地图标注的路道:科布多-陶勒包-乌列盖—乌兰呼斯-红山嘴口岸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印制的地图标注的蒙古道:科布多-(额鲁特旗)-乌鲁格依(乌列盖)-红山嘴口岸。

韩启昆、关多文两位老师《锡伯族西迁成因及路线》里说道:“到了科布多一帶,時值阿爾泰山積雪融化,數河俱溢,隊伍受阻多日,並繞科乔斯山而行”。科乔斯山的位置在哪?这对考证这条路线十分地重要。我曾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去新疆阿勒泰考察时打探是否有叫科乔斯山的山脉或区域但都无果。

说到这我们感到缺少了些什么,其实在韩启昆、关多文两位老师《锡伯族西迁成因及路线》里就已经说到了:“在《錫伯族簡史》等書中,所引用的清文獻資料記載,都是“出彰武台邊門”。“經克魯倫路和蒙古路”。但這只是一個大跨度的走向,其間並沒有經過的河流、草原、旗縣與地區”文),“也都是說怎個走法,所經過的地區地勢如何,均無文字記載。”

而我们所收集到的大都是后人们得传颂,真实的呈现场景并无所见,能够说到的地名、地貌特征的少之又少。“期间架设浮桥渡过额尔齐斯河,在河畔留下“锡伯渡”的地名(今写齐伯渡)”、“过了赛里淖尔地,又把烂车到处留,队伍在巴尔鲁克休整了—冬”、 “闯过了雄峙的果子沟”、“安营扎寨在卢草沟北面”、看了一些史料,记有地名的就那么几处而且大都在新疆界内。蒙古国界内的就以下两处

“途中在大漠深处凿井解决饮水困难,在清朝疆域地图上留下“锡伯吉尔孟”的地名”、“並繞科乔斯山而行”。

如果说现在的锡伯族文采飞扬,那时的锡伯族就差强人意了。历代被派往西域的官员们(唐宋、元、明、清),无论在何种境况下,都留有许多描述人文景物的佳作。(举例)

唐代从军的边塞诗人岑参的作品“火山今始见,突兀(wu)浦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见到了火焰山,它位于吐鲁番的东面,并形容了天气的炎热。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zhu)献捷。

这首诗描写的是大漠中恶劣的环境:黄沙入天,夜风怒吼,飞石如斗,但诗人用夸张的笔法描写这些景物的时候,心中却充满了昂扬激动的情绪,因为他是用如此奇伟的景色,衬托奔赴沙场的勇士的英雄气概:看将士们半夜行军,幕中草檄,何等英姿飒爽!这首诗给我们美的感受,已不仅仅来自塞外奇景,还由于盛唐时代诗歌中鼓荡着的慷慨豪迈的激情。

告知了地域:走马川(又名左末河,即今新疆车尔臣河)。

金山:(指天山主峰。)轮台(在今新疆米泉县境内,封常青将军府驻在这里,乌拉泊古城)、

车师(车师为唐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今新疆吐鲁番县)。

元代诗人耶律楚材也留下了著名的《过阴山和人韵》一诗:传递出许多有关地理、山川、河流的信息 “阴山千里横东西,秋声浩浩鸣秋溪。”横亘东西,果子沟“云霞掩翳山重重,峰峦突兀(wu)何雄雄。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通。”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凿石理道”,将其修造成“四十八桥横雁行,胜游奇观真非常。”之大道奇迹。“大河西注波无穷,千溪万壑皆会同。”展示着伊犁河的壮观,“山高四更才吐月,八月山峰半埋雪。”把天山呈现给了我们。”

陈城:明代五次出使西域的使者,对西域的景物在其记事和诗篇里有很多的描述,仅以对吐鲁番的诗作为例:《火焰山》:“一片青烟一片红,炎炎气焰欲烧空。春光未半浑如夏,谁道西方有祝融”;(古柳中城,在今鄯善县鲁克沁镇):“花凝红杏胭脂浅,酒压葡萄琥珀浓。古塞老山晴见雪,孤村僧舍暮闻钟”。《火州城》(高昌故城):“高昌旧治月氏西,城郭萧条市肆稀。遗迹尚存唐制度,居民争睹汉官仪。梵宫零落留金像,神道荒凉卧石碑。征马不知风土异,隔花犹自向人嘶”。《崖儿城》(交河故城):“沙河二水自交流,天设危城水上头。断壁悬崖多险要,荒台废址几春秋”。这些诗作都真实的记录了当时的景物及风土人情。

清代

库尔喀喇乌苏道中 【清.宋伯鲁】

奎屯河南云如火,奎屯河北雨似丝。
行人遥指九城去,一路赤柽花满枝。

注:“库尔喀喇乌苏”,清代城名,即今新疆乌苏市。“九城”,指清代伊犁九城(绥远、塔尔奇、惠宁、宁远、熙春、广仁、拱宸、瞻德、惠远等九城)。“赤柽”,红柳别名。

博格达山 《清。宋伯鲁》
月窟通天柱,神池戴地灵。
水分双派碧,山带百峦青。
松雪留仙蜕,莲花入帝瓶。
三峰绝依傍,终古插苍冥。

清.洪亮吉:因痛斥时弊,触怒皇帝被谪(zhe)戎伊犁。洪亮吉到达伊犁时是非常狼狈的。他在记述当时的情景时是这样描述的:“冒大雪行四十里抵芦草沟。雪深没鞋。”“破曙行六十里到绥定城。”“又行三十里至大成。”(此大成即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时情、时地、时景的记载。

而在锡伯族西迁的文史中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描述。我无法找到更好的解释:是他们太常于这样的迁徙、太常于山川、河流、沼泽、草原、太常于马背上的征战,或者说锡伯族人的生活习惯于西迁征途上遇到的民族有太多的相似,以至于在情感上产生了一种麻木,缺失了创作的激情与灵感;或者说在西迁的队伍里缺失了文人墨客;那么两名协领阿穆呼朗管帶噶尔賽管帶,出防御10員、骁骑校10員,都不对队伍成员的生老病死、遇险伤亡有个记录和统计。如在哪条河谷、草原出生了孩子、在过那条河是出现了伤亡,在什么地域发生过战事,这些都是确定路点的最好证据。可我们这方面的资料几乎缺失。这与现在的锡伯民族所呈现的大相径庭,是史料的丢失还是锡伯民族后来的醒悟和提升?

我们都是在听老人说祖辈们的故事中长大。虽然先辈们在西迁的征途上窥视到了这一切,但也只限于口头上的流传。这里有传说、有意念、有夸张,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有它的历史原型。但我无法从中判断和还原那段西迁历程的真实,我无法确定那段曾走过的路径。好在蒙古国的变化不是很大,许多的地名还存有历史的遗痕。好在我们有许多人关注着锡伯族历史的迁移,关心、记忆并发展着锡伯族文化,庆幸的是还有一批老同志还在,他们为锡伯族文化的传承起着传导的作用,庆幸西迁路途上还有不少的遗存还待我们挖掘和考证。我们应该给予确认,我们必须给予确认,我们不能再“传说之传说”。 考证历史是一门学问,需要根据史料说话,即不能凭空想象也不能毫无根据。历史毕竟已经成为过去,无法重复。因此需要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建构还原西迁那段征途的真实,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这对锡伯族文化的传承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

西迁使民族精神和文化得到提升

我们说锡伯族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在传承与发展锡伯族民族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清康熙帝巡幸看到“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风气极坏,特别是锡伯官兵“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 于是便发下谕旨:“将锡伯迁至盛京等地,均分入八旗兼管”,这还不够,“十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岁后,解送配嫁”。寡妇也不放过…”。以至于形成后来锡伯族的分布情况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虽然现有130000左右的人口,但都分散于各县乡及周边的城镇。锡伯族西迁使得锡伯族古老的文化得以传承。

2.由于保边的需要,清政府创造了这个条件,使得锡伯族有机会又一次集合到了一起,经过艰辛的征程,这只队伍得到了锤炼,在历次的困境中,集体的团结、相互的协助,其凝聚力得到了提高。使得这只队伍(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种群)更具有战斗力、生存力。从文化的方面、精神的方面得到了升华。这样一只“不知法度,风纪极坏”的队伍,从分散到聚集、“从风纪极坏”到空前团结,从“不知法度”到井然有序,得益于“西迁”。当他们来到这个蛮夷之地,锡伯族人再一次感受到那份民族的骄傲。从京师之地所带来的文化“饮食、服饰、礼仪、农耕方式、知识架构等等”都极大的刺激着民族的自尊心和优越感。

3.在当时的环境下,一支五千人口积聚的民族,又有屯垦戍边的“圣旨”,对当地杂居的民族确是一种震慑。没有谁去敢招惹这支西迁过来极具战斗力的队伍,使得他们除完成戍边的分摊外(由于伊犁地处边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需派强有力的军队驻防。当时虽已先后从各地调遣了携眷之满族、蒙古、索伦官兵六千余名分到各地驻防,但伊犁将军明瑞感到在塔尔巴哈台筑城设卡仍由伊犁派兵驻防之后,兵力不敷调用),得以安心的开垦荒地,建立自己的家园。而锡伯族从盛京带来的先进耕作方式在这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其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了这里农牧业的发展。

4.自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九部之战”之后(著名的古勒山之战,是明代女真各部战争史上的转折点。它打破了女真九部军事联盟,从此海西女真各部在战略上越来越被动,已经无力消灭建州女真。而建州女真则由守转攻,最终兼并满洲各部,建立后金。)

锡伯族官兵及家属就饱受清政府“分而治之”之痛,非常珍惜目前的一切。民族自律在“西迁”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从中受益非浅。他们消除残存的给当地民众带来不安的那些余孽,维护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次序,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拥戴。

5.锡伯族人具有游牧民的特质,他们的豪爽、仗义、真诚使得他们很快与当地的游牧民族融和到了一起。他们的高贵气质与从盛京带来的多方面的新鲜血液,冲击着这一贫瘠的沃土。他们努力的吸取使之能在这里生存壮大的养分,他们接纳多民族的语言、文化,使之不断的发展成为最重视教育的民族之一。

虽然我们承载着那么厚重的历史,虽然我们有着那么丰富的文化底蕴,虽然我们在“西迁”的过程及以后的发展中提高了锡伯族的品质和内涵,但我们对于这一征途的地理、地质、气候条件文化方面等的分布及状况没有亲身的体验,使得我们无法切身感受前辈们所承受的艰辛与苦难。用步伐去感受祖辈们的艰辛、用视觉记录征途的遗存,、用嗅觉去探寻祖辈们的足迹 、用听觉感悟祖辈的遗风,从这里、从西迁的脉源,我们可以寻求到锡伯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脊髓。

四.西迁公里数

沈阳——珠恩嘎达布其口岸1258公里

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红山咀口岸3102公里

红山咀口岸——察布查尔县城1041公里

总公里数约5400公里。按当时的路况我们乘以1.3的系数,里程可定在7020公里左右。

西迁行程天数 1764年农历4月初18——1765年农历7月22日约400天(关于确切的行走天数没有详细的)。史料中提到的行程天数有走一年又三个月,有提行程天数为一年五个月的,我们姑且把行走时间定为一年有四个月,约488天。

实际行程天数 :(从沈阳到乌里雅苏台行走的天数是根据史料提供的数据得出的)

1764年农历4月初18至“1764年农历8月初24日抵达乌里雅苏台(实际行走136天。盛京沈阳-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约1258公里,珠恩嘎达布其口岸-乌里雅苏台约2052公里,合计3310公里。3310公里乘以系数1.3公里为4330公里,平均每天行走约32公里)。

1765年农历三月初十由乌里雅苏台启程”期间修整约170天(剩余里程2700公里,那么剩余天数约为180天)。“行至科布多一帶,正值阿爾泰山積雪融化,“桃汛上漲,數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連日宿住,等水稍退。並穿繞科齊斯山而行,多受困數日。”

那么剩余里程2700公里除以180天为平均每天行程15公里。

我们把西迁所有的修整和被阻的天数加在一起估约为200天,那么实际行走了288天,实际每天的行程约为24.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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