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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西迁对锡伯族文化的影响

西迁历史 daxiqian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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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锡伯族西迁改写和创造了锡伯族的历史, 对锡伯族的文化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西迁的壮举不仅锻炼了锡伯族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质, 也给锡伯族的 历史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而西北边陲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族环境又使西迁新 疆的锡伯族不仅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遗产, 还在与兄弟民族的交往、交流中, 吸 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因子, 对本民族的文化作出了贡献。本文拟就锡伯族西迁对 锡伯族文化的影响进行探讨。

[ 关键词] 锡伯族; 西迁; 文化影响

人类学之父英国人类学家 EB 泰勒在 原始文化! 中说: ∀ 文化或文明, 就其广泛的 民族学意义来讲, 是一复杂整体, 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 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 1] 它包括: 精神文化、语言和符号、规范 体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物质产品等诸要素。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社会性 产物, 它为这个民族社会或群体的全体成员共同接受和遵循, 代表了这个民族的共性。一 个民族形成以后, 它的文化往往是以民族的整体形式出现: 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 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 养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 体现这个民族文化整体的特征, 因而具 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当然, 由于文化的后天习得性, 使得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民 族的文化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 我们很难从现在的一个民族看出这个民族几百年前、甚 至上千年前文化的全貌。在民族与民族的交往中, 一个民族的文化必然遭遇到另一种民族 文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往往是双向的, 双方都会吸收对方的一些文化因子。但是如果遭遇 的是一种绝对强势的先进民族文化, 本民族的文化就会遭到对方的渗透, 甚至完全被对方 融合, 所以有一些古代民族到今天早已不复存在, 而融进了其他民族。

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文化的诸多因素之一, 由于地理环境、生存环境、经济、战争、 政策等因素, 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整体或部分会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 从一个 地域迁徙到另一个地域。民族迁徙的同时还会伴随着民族文化的迁移: 一方面, 一个民族 的大迁徙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创举, 它有可能改变这个民族的命运, 创造这个民族新的历史 文化, 蒙古人西征、吐尔扈特部的回归一直都为史学家、文学家们津津乐道。另一方面, 迁徙民族面临生活环境的变异, 生活动荡不安, 会产生巨大的感情波动, 往往也会导致民 族文化的嬗变。另外, 迁徙民族在迁徙之后, 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和民族环境都 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民族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相邻民族文化之间产生互相吸引、互相 渗透、互相影响的文化运动现象, 而使本民族的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和新的特色。

锡伯族是我国北方不断迁徙的少数民族之一, 其历史悠久, 为古代鲜卑人的后裔。公 元三世纪 ( 东汉时期) , 鲜卑据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勒泰山的漠北高原, 公元四至五世 纪, 南迁至黄河流域, 建立了北魏政权, 统一了北部中国, 开始接受汉文化, 渐渐融入汉 族之中, 还有一部分鲜卑人仍留在大兴安岭的森林和呼伦池的湖网地区, 过着渔猎生活, 居住在东北嫩江、松花江、绰尔河流域的鲜卑人繁衍下来, 成为今天的锡伯族人。锡伯族 人自称 “ 锡伯”, 汉文则有“ 须卜”、“ 鲜卑”、“ 悉比”、“ 失比”、“ 师比”、“ 食韦”, “ 失 围”、“ 斜婆”、“西伯”、“犀毗”、“实伯”、“史伯”、“冼白”、“西比”、“席百”、“席伯”、 “席北”、“席吐”、“锡伯” 等二十多种译音和写法[ 2] 。蒙元时期, 锡伯族受蒙古人统治。 归入清朝之前, 仍系蒙古 “科尔沁之奴, 为科尔沁纳贡奴役”, [ 3] 1692 年科尔沁蒙古把锡 伯族献给清政府, 锡伯族分别被编入镶黄、正黄、正白等满洲的上三旗。满族统治者害怕 锡伯族人民居住在一起 ∀ 恐后生事# 难以统治, 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使锡伯族人民在不 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进行四次迁徙: 第一次是把锡伯人分别迁住于齐齐哈尔、吉林乌拉和伯 都纳新建的木城; 第二次是从 1699 年至 1701 年, 把这个地区的锡伯族迁至北京、盛京 ( 今天的沈阳市) 以及盛京所属的地区; 第三次是在 1764 年 ( 乾隆二十九年) , 从东北锡 伯族官兵中挑选千余人, 连同家眷一起派往新疆的伊犁驻防屯田; 第四次是清政府于 1769 年 ( 乾隆三十四年) 从锡伯族里选出千余名官兵迁至云南边塞驻防。民族的迁徙带 来民族文化的迁移, 蒙元时期, 锡伯族接受了蒙古文化, 使用蒙语蒙文, 仍处在游牧文明 时期。纳于清朝统治之后, 清政府把锡伯族迁至齐齐哈尔, 吉林乌都和伯都那, 后又迁徙 到北京、盛京, 锡伯族也由游牧文明进入了比较先进的农业文明, 并逐渐放弃蒙文蒙语而 接受满文满语、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而锡伯族历史上规模大、行程远、路途最艰苦、最 令人刻骨铭心的西迁壮举给锡伯族文化带来的影响将是深刻的和全方位的。

锡伯族的西迁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也是锡伯族人的一次痛苦的生离死别, 西迁使 锡伯族的历史和文化得到了改写, 西迁精神也渗透到他们的子孙后代的灵魂中, 创造出具 有独特魅力的锡伯族西迁文化, 为锡伯族的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一方面, 西迁锡伯族 的精神得到洗礼和升华; 另一方面, 西迁历史本身也成为其艺术文化的源泉。

( 一) 坚韧执着的民族气质和爱国、爱家的民族精神成为锡伯族精神文化的精髓。为 了充实新疆边防, 清政府从 1762 年 ( 乾隆二十七年) 开始陆续从东北和内地几省的西安、 凉州、庄浪等地调遣满、索伦、厄鲁特兵移居新疆。伊犁将军明瑞的奏折提到: “ 闻得盛 京驻兵有一万六、七千名, 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 伊等未放弃旧习, 仍以狩猎为生, 技艺尚可, &&于此项锡伯兵内, 拣挑优良者一同派来, 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 [ 4] 锡伯族 西迁就此开始。锡伯族的西迁极其艰辛, 他们从盛京出发, 经受了长途跋涉, 用一年零三 个月的时间, 行程一万余里, 到达伊犁河。途中锡伯军民越大兴安岭南端后, 经达来诺尔 通蒙古各旗的驿道时, 曾在大漠深处凿井饮水, 在今蒙古国版图上仍然有 “ 锡伯吉尔孟” 的地名。行至乌里雅苏台过冬, 启程时共拨给马两千匹、牛三千零三十六头, “ 因长途跋 涉, 牛甚疲瘦竟不能活, 又遭瘟疫, 共倒毙二千六百余头, 仅存四百余头”。虽然还有两 千零九十匹马, “ 但疲瘦生癞者有三百余匹, 其余马匹内能得力者亦少”。[ 5] 行至科布多一 带, 天气暴热, 阿尔泰山积雪融化, 发源于阿尔泰山诸河一时俱涨, 锡伯军民受困多日, “ 所剩兵丁之口粮, 只足月余之食”, 所借马匹、骆驼, 亦倒毙甚多, 管带协领阿木胡朗派 人向伊犁将军府请求借济。在获得借济之前, 余粮已尽, 畜力短缺, 沿途只得采摘野草, 和着一点点粮食, 聊以充饥。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经历, 锡伯人后来每年春季采摘一种叫 “乌珠穆尔”的野菜吃。他们还在通往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上架设浮桥渡河, 至今还留有 “锡伯渡”地名。锡伯族的西迁是刻骨铭心的。锡伯族军民离开自己的故土和生身父母, 扶老携幼, 带着粮食、帐篷等日用杂物, 带着故土的五谷种籽和神物喜力妈妈, 带着刚刚 离别的深切痛楚, 踏上遥远的万里征程, 这支西迁的队伍显得多少有些无奈和悲壮。然而 西迁的锡伯族不仅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同时也锻就了他们优秀的民族品质: 其一, 西迁中的艰苦历程培养了锡伯族坚韧执着的民族气质, 赋予了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吃 苦耐劳精神, 使锡伯族在以后的屯垦戍边中屡建奇业。锡伯人到伊犁后不久, 便组织开荒 种地, 他们疏通废弃多年的绰合尔渠, 引来伊犁河水灌溉农田。1802 年, 总管图伯特经 过多年实地测勘, 取得伊犁将军松筠的支持, 发动起几百号人历时近 6 年时间, 流血流汗 甚至献出了一些人的生命, 终于完成了一条深 1 丈、宽 1 丈 2 尺、东西长 200 里的伊犁地 区第一条引伊犁河水灌田的人工开凿的大水渠, 当时称为“锡伯渠”或“锡伯新渠”, 后 称“察布查尔布哈”[ 6] 。锡伯族在新渠南北两边筑城堡定居, 很快开垦了 78704 亩地。这 个新渠同南山脚下的维吾尔屯田村庄相邻, 加强了锡伯族和维吾尔族人民的交往。目前这 条渠的两岸已形成了一个几十万亩的灌区, 灌区内年年五谷丰登, 养活了数以万计的锡伯 人民。其二, 锡伯族军民以大无畏的精神, 克服重重困难, 历经千山万水, 完成了西迁壮 举, 深化了锡伯族的民族自豪感,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使西迁西北边陲的锡伯族人民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始终能够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其三, 离别故土的深切痛 楚、客居他乡的万般无奈和西迁的历史使命, 蕴育了西迁锡伯族深深的故土情怀, 强化了 西迁锡伯族民族感和国家感, 促成锡伯族对家庭、故乡、民族、国家强烈的热爱和使命 感, 在他们的家庭、民族和国家面临挑战和遭受磨难时, 他们会挺身而出, 义无反顾。道 光年间锡伯官兵在总管额尔固伦带领下, 为了国土的统一, 与张格尔的军队血战。1826 年 ( 道光六年) 在喀什浑巴什河决定性战役中, 锡伯兵八百人背水一战, 打败敌军。1828 年锡伯族马甲讷松阿、舒兴阿和绿营兵胡超、段永福等在喀尔铁盖山活捉了张格尔。锡伯 族额尔固伦、讷松阿、舒兴阿和德克精阿四人因在此次战役中立功受到了道光帝的召见和 嘉奖。咸丰末年, 锡伯营总管德格印领本营五百官兵开往博尔霍吉尔与俄军作战, 抵御沙 俄入侵。1871 年 ( 同治十一年) 沙俄入侵伊犁时, 锡伯、满、绿、索伦、察哈尔、额鲁 特等各营及民人“均已同心能死, 不降外夷”。[ 7] 沙俄占据伊犁后, 锡伯族人民时刻准备把 他们赶走。锡伯营总管喀尔蟒阿动员组织锡伯青年潜赴塔尔巴哈台, 在荣全和金顺军前效 力。还组织生产, 为左宗棠西征大军准备军粮。其四, 西迁途中, 锡伯族军民风餐露宿、 扶老携幼、共度难关, 强化了锡伯族的群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锡伯族军民依靠集体的 力量, 在祖国的西北边陲重建家园、生息繁衍, 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在锡伯族的历史上 谱写了光辉灿烂的新篇章。当然, 西迁征途中锡伯族颠沛流离、艰苦曲折的经历也使西迁 的锡伯族人容易安于现状, 收成思想愈重, 致使锡伯族拘谨、消极态度的形成, 锡伯族中 知足、寡欲、注重团圆、安土重迁与贱商心理明显, 不利于本民族的开拓创新。

( 二) 锡伯族西迁的历史为锡伯族的文化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迁徙民族面临环境 的变异, 生活动荡不居, 往往产生巨大的感情波动和心理反差。从稳定而自给自足的农耕 生活到惜别故土奉命西迁踏上万里征途, 再到西迁途中饱偿瘟疫流行、行途劳顿和生活难 以维计的困苦, 西迁带给锡伯族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西迁成为了锡伯族文化艺术中一个 永恒的主题。

为了纪念西迁历史, 锡伯族人民把农历四月十八日定为自己的传统节日, 锡伯族人称 之为“西迁节”、“迁徙节” 或“ 四 。 一八” 节, 东北锡伯族称之为“怀亲节”。这一天, 在新疆、东北、北京、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地, 锡伯族人都会穿上盛装, 欢聚一堂, 载歌载 舞, 举行多种形式的节庆活动以纪念本民族西迁的重大历史。解放以前, 新疆锡伯族人的 农历“四 。 一八”节日大多是以庙会形式, 在各牛录的寺院里举行。当时八个牛录都有自 己的寺院, 寺院里建有关帝庙、娘娘庙, 还有索木达庙等, 形成了集宗教、文化于一体的 活动场所。每逢农历“四 % 一八”节日来临, 各牛录都在寺院里举行庙会, 举办各种仪 式, 如“关帝磨刀”、“向索木达神祈求安康”、“向主管普天下生灵的娘娘神祈求多子多福”等。同时还举办射箭、摔跤、赛马、扭秧歌、跳大绳等文体活动。新中国成立后, 1959 年新疆肖夫、吉庆等历史考察团赴辽宁省时东北和新疆两地锡伯族同胞得以相聚, 时隔近两个世纪的梦想终于成真。随着相互来往的日益频繁, “西迁节”也由民间举办发 展为官方举办, 东北与西北地区的锡伯族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共同举办、庆祝这一节日。 2002 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爱新舌里镇举办的西迁 238 周年“四。一八”节庆活动, 规 模空前, 内容丰富多彩, 各种文体活动、学术研讨会、经贸洽谈会等同时进行, 使节日带 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在乌鲁木齐地区每年都有自治区党政领导参加节日庆祝活动。

锡伯族还以口头传承方式和书面语的形式, 用不同的语种吟唱本民族的西迁史。二百 年来产生了满文民歌 告别盛京!, 汉文艺术诗 离乡曲!, 锡伯族民间叙事诗 西迁之 歌! 等西迁诗歌。 告别盛京! 是流传于锡伯族的两种变体, 均为满文, 一种为 240 行, 另一种为 200 行, 其内容大致相同。 离乡曲! 由锡伯族著名诗人锡笔臣在西迁后 100 年 用汉文创作, 全诗 120 行, 为传统的七律诗。 西迁之歌! 乃锡伯族民间诗人管兴才于 20 世纪 50 年代所创作, 全诗 500 余行, 由 别了, 故乡!、 艰难的历程!、 开拓新土地!、 西陲风云! 四部分组成。这些民歌、诗歌都描写了锡伯族西迁过程中大致相同的经历, 即迁徙的缘由、离别的场景、路途的艰辛和迁徙后的屯垦戍边。

锡伯族西迁调往伊犁驻防, 被编为锡伯营, 大部分居住在伊犁河南岸今察布查尔锡伯 自治县及附近的霍城、巩留等县。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 便于锡伯族对本民族文化的传 承, 而远离故土、客居他乡、戍边卫土的特殊经历以及与其他民族的相处交往又使自己的 文化得以发展, 并赋予西迁后的锡伯族文化以新的特色和地域性。新疆的锡伯族为其本民 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一) 锡伯族对满语的传承和贡献。1692 年归于清朝统治以后, 清政府采用“分而治 之”的政策, 把锡伯族分别迁住于齐齐哈尔、吉林乌拉和伯都纳新建的木城, 后又迁至北 京、盛京及其所属地区。锡伯族逐渐放弃蒙文蒙语及蒙古文化而接受满文满语、满族文化 和汉族文化。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 统治者逐渐利用汉族文化为其统治服务, 清代满文满 语的使用逐渐衰落, 满族改操汉语、汉文, 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再使用 满语满文了。唯西迁至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将满语满文完整地传承下来, 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即现代锡伯语和锡伯文。如今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霍 城、巩留、塔城等地的锡伯族仍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民族的 语言文字即现代锡伯语和锡伯文。锡伯语和锡伯文成为新疆通用的六种民族语言之一。满 语满文能得以保存, 其原因很多, 主要有: 一, 锡伯族的满语基础。锡伯族在归顺清政府 之前就已经娴熟满语满文, 以后迁居于满族居住区, 满语满文的语言环境更加优越, 满语 成为锡伯族的通用语言。二, 西迁锡伯族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对锡伯族继承和发展满语 满文起到了重要作用。西北边陲地广人稀, 各民族人口聚居地区相隔甚远。西迁的锡伯族 聚居的伊犁河南岸河谷盆地, 南有乌孙山脉成天然屏障, 北有伊犁河, 相对封闭独立, 交 通不便, 受外来的文化干扰较少。三, 清政府推行“国语骑射”, 满文作为官方语言, 提 倡其他民族学习满文满语, 满语的地位提高, 这对于锡伯族继承和发展满文满语创造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四, 清代新疆军政制度、锡伯族的社会组织为新疆的锡伯族继承和使用满 语提供了重要保证。锡伯营八旗制和锡伯民间哈拉莫昆制结合起来, 公务活动民间活动甚 至家庭活动都受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和约束, 如旗人禁止私自外出、经营商业、与民人通 婚、交产、争利等规定使锡伯营形成独立、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 内部民族单一, 有利于 锡伯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五, 西迁的锡伯族客居他乡, 作为一个一直为其他民族统治下的 弱小民族容易产生一种民族防御心理, 害怕其他民族的文化渗透。六, 锡伯族的群体、民族意识强烈, 对集体和民族存在依赖感, 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强, 不容易被外族文化渗透和 融合。七, 西迁锡伯族的守成思想使锡伯族安于现状, 影响其开拓进取, 对外部事物不十 分敏感。八, 西迁后锡伯族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毗邻, 文化相互比较独立, 还没有哪一 个民族的文化占绝对强势地位, 可以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九, 锡伯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生产模式和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而产生的重农轻商的思想, 使其和外界物质文化交流很 少, 使用其他语言的机会少。十, 锡伯族西迁后伊犁地区比较安定, 锡伯族居住生活比较 稳定, 再加上锡伯族的居住呈聚居状特点, 每个村落都有围城, 锡伯族军民除了执行公务 外, 其他时间都留在本营无须奔波, 这也不利于和外界的交往和交流。十一, 锡伯族十分 重视本民族的教育, 锡伯营每个牛录都有私塾, 晚清还创办学校, 锡伯子弟都学习满文满 语, 这对锡伯族继承和发展满文满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满文如今已成为文献文字, 满文保存的大量文献资料, 对于研究清史特别是清朝前期 和中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任务落到了精通满语满文的锡伯族 身上。另外, 锡伯族还利用满语满文创造了大量的民族文化, 锡伯族民间也广泛流传着大 量的满语译文古典章回小说等。新疆民族古籍办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自 1984 年以来整理出 版了数量可观的满文文献。主要有: 《重刻清文虚字指南》、《古文观止》 ( 一、二) 、《三国 演义》、《唐诗三百首》、 《锡伯 ( 满) 语词典》、 《旧清语词典》、《满文 清代锡伯族档案史 料选编》 ( 一、二) 、 《唐宋词一百首》、《满语入门》、《西游记》、《慈禧太后演义》( 上、 下) 、《六部成语》、《西厢记》 ( 满、汉文) 、《满文教材》、《诗经》、《满文美术字》、《单清语》 ( 汉、满文对照) 等。

( 二) 西迁锡伯族屯垦戍边, 屡建功勋, 为西迁锡伯族历史文化注入新的内容。锡伯 族万里西迁, 到达伊犁后, 被编为锡伯营, 按八旗分筑八个城堡, 驻守卡伦和换防台站并 屯垦田地, 担负起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任务。其特殊的经历使西迁后的锡伯族文化具有 一种独特的魅力。

西迁后, 锡伯族的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十七世纪中期到十九世 纪中期、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早期 的文学多是反映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和描述西迁征途中千辛万苦的悲惨情景, 如前面提到的《巴纳依舞春》( 故乡之歌) 、《吉林吉赫舞春》 ( 迁徙之歌) 、《离乡曲》等。

十九世纪中期起, 有不少文字优美的散文、诗歌描写西迁的锡伯族在荒无人烟的西北 边陲建立家园、垦荒造田、兴修水利、驻守卡伦和换防台站, 代表作品有《喀什噶尔之 歌》、 《拉喜贤图》 和《辉番卡伦来信》等。《喀什噶尔之歌》记述了平定张格尔叛乱战役中, 锡伯族马甲讷松阿和苏兴阿在喀尔铁盖山活捉张格尔的惊心动魄的战斗。 拉喜贤图! 叙述了一个叫拉喜贤图的独生青年申请入伍, 横越天山冰岭, 远赴喀什噶尔换防的故事。 辉番卡伦来信! 是一篇书信体散文, 描写锡伯营卡伦侍卫文克清去索伦营管辖的 ∀ 辉番 卡伦# 换防路上的风土人情、卡伦形势和卡伦官兵生活的情况, 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个时期的作品多体现锡伯族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爱国爱家的情怀和保家卫国的使 命感。

辛亥革命后, 常广斋、苏和林、萨拉春等留学苏联的锡伯族知识分子回疆后, 组织了“期成会”, 后又产生了“上学会”、“兴学会”等, 着手翻译中外进步书刊, 宣扬民主以对抗封建落后势力, 进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尝试, 创作了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民歌体裁的文 学作品, 如: 《禁烟歌》、《劝学歌》、 《老妇泪》等。

1930 年到 1949 年, 是锡伯族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起初毛泽民、陈潭秋、林基 路等中共党员和茅盾、张仲实、王为一、赵丹、徐滔等革命文学艺术家来新疆活动, 熏陶 了一批锡伯族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安子英、柯惠庆等参加了“ 反帝会”, 创立“锡索满文化促进会”并创办了锡伯文刊物《iulden》( 朝霞) , 创作了不少进步文艺作品。1944 年三区革命爆发后, 锡伯族又组成了“ 锡索文化协会”发展民族教育, 并创办了油印和石 印锡伯文报纸——《新路报》, 出现了不少好的作品, 如: 柏雪木的《汗腾格里颂》、萨拉春的《我们的生活方式》、 《好的春天》等优秀作品。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首批文艺刊物《诗集》、 《选故事》等。还创作了《察布查尔》、《继母》、《为民主》等大型话剧剧本。这时锡伯族文学的特点是“作品多、内容丰富、思想健康、艺术性较高, 堪称钥伯族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 [ 8]

在体育方面, 射箭、赛马、叼羊成为西北锡伯族传统的项目。移驻伊犁的锡伯族编入 八旗后, “出则为兵, 入则为农”, 以练习弓马箭为主。按当时锡伯营的制度, 男儿十八岁 就要参加旗下档房和总管档房的选试, 选试主要考弓马。考上者为伍克辛 ( 披甲) , 就有 饷银, 并由此走上仕途, 否则, 饷银、仕途都无份, 练习弓马箭成为当时锡伯族青年必不 可少的功课。加上锡伯族有骑马狩猎的传统, 骑马射箭就作为锡伯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发展 起来, 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射箭运动员。1979 年第四届全运会射箭比赛中, 锡伯族女选手 郭梅珍一人独揽 4 枚金牌, 男选手汝光也一鸣惊人, 夺得 3 枚金牌。锡伯族的传统在西迁 后得以延续, 并为本民族赢得了荣誉。

( 三) 新疆锡伯族对兄弟民族文化的吸收。由于人类社会具有社会性, 世界上任何人 群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或社团发生交往。民族之间当然会有文化交流和接受, 借以 互相取长补短, 民族间文化因子的接收和借用是为了适应本民族传统文化体系的需要, 使 其成为民族固有传统文化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9 世纪中后期, 新疆局势动荡、战乱 频繁, 阿古柏乘乱入侵新疆, 继而沙俄吞并了伊犁, 锡伯族稳定的生活遭到破坏, 和其他 民族的交往也频繁起来, 并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新疆建省以及八旗制度瓦解以 后, 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 对锡伯族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使新疆的锡伯 族文化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由于历史的原因, 东北锡伯族的习俗、语文、习惯已与汉族 人基本相同, 新疆的锡伯族尚保存着本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 同时也吸收了其 他民族的文化。在语言方面, 从清末起, 西迁的锡伯族开始学习和使用满语满文以外的其 他语言和文字, 诸如汉、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和蒙古等语言文字逐渐为锡伯族所掌握 和运用, 锡伯族成为精通多种语言的 “天才翻译民族”。每一种语言必定会把该种语言的文化传播给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这种多种语言和文化的融汇, 便利了锡伯族和其他兄弟 民族的交流和学习。在饮食方面, 锡伯族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饮食习惯, 同时还受维吾 尔、哈萨克等民族的影响, 也吃抓饭、馕、手抓肉, 喝羊杂碎汤, 做俄罗斯的列巴。在舞 蹈方面, 锡伯族传统舞蹈有: 锡伯贝伦、单阿克苏儿、双阿克苏儿、多禾伦阿克苏儿、行 礼舞、拍手舞、招媳妇舞、仿形舞、耶尔克尔德克舞、烧茶舞、醉舞、走马舞等, 后来吸 收了俄罗斯的踢踏舞, 交谊舞也在当前的锡伯族群众中很流行。在音乐方面, 锡伯族除了本民族特有的东布尔、菲特克呐、苇笛和铁簧之外, 也使用其他民族的乐器, 如二胡、四 胡、三弦、扬琴、笛子和各种常用的打击乐器等。20 世纪 50 年代后, 还吸收了西洋的小 提琴和曼陀林两种乐器。东布尔是锡伯族的一种弹拨乐器, 它是在吸收了满族大三弦和哈 萨克族冬不拉及其他民族民间乐器特点的基础上制成的。长 1 米左右, 有一长方形木制共 鸣箱, 琴头有两个琴轸, 琴柄、弦轴类似三弦, 但只有两根用山羊肠制成的琴弦。演奏时, 左手抱琴, 用右手手指弹拔, 音量虽不大但声音悦耳、优美, 多用于舞蹈伴奏, 也可 以独奏或合奏, 能演奏多种曲调。菲特克呐是以东布尔为基础, 吸收西洋弹拨乐器曼陀林 及维吾尔族乐器热瓦甫的优点创制而成, 音域宽广、音色纯正而明亮, 富有表现力。演奏 时锡伯族人往往采用本民族乐器与外来乐器所组成的混合乐队。锡伯族秧歌剧被称为“ 罕杜春”, 是自东北迁徙到新疆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它以民间歌舞表演戏剧故事。清咸丰七年 ( 1857) 前后,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曾向新疆移民, 大批回族、汉族人 民把眉户、道情等戏曲、曲艺形式带到新疆, “罕杜春” 的平调就源于甘肃民间小调, 曲牌有《开场引子》、《卖香烟》、《下山洞》、《照花台》、《玩花灯》、《扒拍子》、《七桩子》等。“罕杜春”的越调源于陕西眉户调, 目前所存曲牌有《开场越调》、《紧诉》、《五更》、《西京》、《剪之花》、《采花》等。锡伯族演唱的传统剧目有《小放牛》、《张良卖布》、《李 彦贵卖水》、《十五贯》等, 多直接从兄弟民族那里学来, 用汉语演唱。后来锡伯族经过翻 译、移植和改编, 创作了许多新剧目, 如《穷人恨》、《在原野上》、《白毛女》、 《察布查 尔》、《赤心爱社》 等, 并用锡伯语演唱。西迁后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 不仅丰富了锡伯 族人民的生活, 也使西迁后的锡伯族的文化带有西域的风情。

总之, 锡伯族的西迁对锡伯族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创造了锡伯族辉煌的历史, 锻 炼了坚韧执着的民族精神, 保存了锡伯族的民族遗产。西迁的锡伯族经过二百多年的发 展, 由于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环境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西北锡伯族文化与东北锡伯 族文化已有很大不同, 呈现出鲜明的西北特色和地域性, 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整个锡伯族 的历史文化, 有利于锡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并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 泰勒著, 连树声译. 原始文化 [ H]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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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20060906
[ 作者简介] 何永明 ( 1972~ ) , 男,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03 级研究生。乌鲁木 齐 83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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