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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英:一个人的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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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英

那英

     在没见到她本人前,已经听闻过她。认识她的人都跟我说,这是一位有故事的女性,一个人,来这里二十多年了,从起初的来此寻根到最后在此扎根,特别不容易。如果说,250年前,是一支队伍的西迁,那么250年后,于她来讲,则是用青春、热血践行了一场一个人的西迁。

    坐在眼前的那英个子不高,有着一双会笑的眼睛,头发向后盘起,显出一个职业女性的端庄利落。我们开门见山,从28年前谈起。

    1985年,生活在辽宁抚顺的锡伯族姑娘那英正面临着大学毕业。在毕业前的一次组织学习上,她和同学们读到了一篇刊载在《人民日报》上的有关援教老师胡爱萍的文章。从这篇文章里,那英第一次了解到在遥远的祖国边陲有一座花的城市,在伊犁河南岸有一个锡伯族自治县,而在这个县里,锡伯族人居然都能操一口流利的锡伯语,保留着完整的锡伯族民俗文化。

    这对这个年轻的姑娘是一个不小的震动:在此地,在有着十几万锡伯族人口的东三省,锡伯族语言、文字早已经湮没不见,而她也只有在每年春节统战部召集各族代表举行座谈会时方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锡伯族身份。可是原来,“锡伯”二字背后,竟系载着如此独立厚重的民族文化。

    那么,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锡伯族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既然胡爱萍不远万里,从辽宁奔赴新疆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援教,那么那里一定是缺人的。那英笑着说自己算不上人才,只是想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到这里总能尽一点微薄之力。

    因此,她抱着对族人的好奇,怀着那个年代的青年特有的“祖国哪里需要哪里去”的满腔热血,递交了要求去察布查尔工作的申请。同时递交申请的一共有三个女孩,但最后成行的只有她一位。

    只身奔赴万里之外的边疆,有没有犹豫,会不会害怕?

    这个军人家庭长大的姑娘在那一刻,表现出来的依然是军人子弟的果敢。她安慰因为家庭原因不能前往的同伴们说:“没事,你们去不了,那我去,以后就写信告诉你们那里是什么样子。”

    1986年10月底,她带着亲友们送的一大包香鱼片、一大箱子书,坐上了西去的火车。她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海鲜吃不到,那就拿香鱼片解解馋,书买不到,那就早早备着。

    那年的雪下得早,她来到伊犁时,早已经看不到她所听闻的花城,相继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不及沈阳的一个镇繁华的伊宁市和只有一条街道的察布查尔县。她笑着说,周遭的人都说着她听不懂的锡伯话,“就像出了国一样。”

    她终于到达了这个叫作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地方。从孤独到与同事们相处融洽,她用了半年时间;从年长些的锡伯族人都不接受的一位不会说锡伯语的年轻姑娘,到能如数家珍地向记者娓娓叙来锡伯族的历史、人文、西迁的意义,她用了28年的时间。

    想想这近三十年的过往时光,那英的口吻里还是一个军人子弟的果断:“如果当时我的选择是到更发达的沿海地区,那么在经济上我可能拥有更优越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锡伯人来说,来到这里,我的收获更大。”

    她以“没有虚度此生”来定义她的西迁:首先,她实现了初衷,认识了一个民族;另外,她以自己的专长为她的工作贡献了所有的力量。比如,六集纪录片《大西迁》的成功拍摄。这部由焦建成执导、那英和她的工作团队参与了组织和协调工作的大型纪录片《大西迁》重现了锡伯族西迁的恢弘历史,并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让很多人了解到了当年西迁的艰辛和这个民族为戍边卫国所作出的贡献。

    那英说:“即便其他的什么事情都抹去不算,但是能拍成《大西迁》,我就觉得值了。”因为,她不仅自己读懂了锡伯族,她还尽己所能地让更多人了解了这个民族。(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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