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与乌鲁木齐大西迁酒楼没有一毛钱关系,本站资源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通知我们删除。另外我们邀请所有对锡伯族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给我们投稿、荐稿。

锡伯族语言文字历史现状未来

锡伯文化 daxiqian 1144℃ 0评论

640 (3)

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该民族经历长期历史发展过程而产生的,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它记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也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并也随着民族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是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同时其他民族的文化一同构成了今日我们辉煌的中华文明。锡伯族的语言文字作为这一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其漫长的发展历程,是各民族相互交流下的文化产物,对于锡伯族来讲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对于我国的学术界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清末之前语言文字的发展历程
1.语言的发展
东胡—鲜卑—室韦—锡伯是今日史学界对于锡伯族发展历程的一种公认的观点。东胡作为族源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中原民族对于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统称。鲜卑作为东胡组成部分之一有着自己独立的语言,据《隋书•经籍志》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此夷语便指鲜卑语,说明鲜卑语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存在。鲜卑族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分化为两部分,大部分入主中原,在孝文帝的改革下始禁鲜卑语,接受汉文化。《南齐书》记载:“太和十年有九年六月乙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官居”,在这种政策下逐步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融入于汉民族中。还有一部分留于塞外嫩江流域故地,继续延续鲜卑语和狩猎游牧的生活方式,这部分鲜卑人被称作“室韦”。这种对比和变化从根本而言是由民族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从今日锡伯族的词汇中还可找到许多鲜卑语词汇。
公元十二世纪,女真兴起,成为东北各民族的统治民族,大部分女真人与锡伯族先祖错居杂处在嫩江流域,锡伯族先祖与女真的习俗、生产形式相近,女真处于统治地位,所以女真的文化对锡伯族先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语言方面。金亡元兴,与锡伯族杂处的女真人和部分锡伯族纷纷迁往深山密林,但多数锡伯族人仍在嫩流域生活。
自元至明末清初的四百余年时间中,锡伯族一直处于蒙古族贵族的统治之下,蒙古文化在这一时期对锡伯族文化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蒙古语作为母语外的第二种语言存在,这时所谓的母语是金代形成的鲜卑语和女真语相相结合的产物。使得清初锡伯族刚从科尔沁蒙古中“赎出”时,就能与满族互通语言,在《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的资料中也反映出锡伯族在归顺清朝后仅两年的时间就已掌握了满文,并有许多人已达到充当中俄边境谈判代表翻译的高水平,这都有力地说明了锡伯族原来使用的语言和满语极为相近。康熙年后由于锡伯族与满族错居杂处,清政府又严格提倡入旗之人学习“国语骑射”,锡伯族开始全面接受满文满语。
值得一提的是在锡伯族群体中还有一种语言,称之为“吉甫西”语,“吉甫西”意为“重加”、“重层”,由于相关的记载很少,所以学术界对于此语言尚未形成定论,但公认此语言并非锡伯族所固有的一种语言,是锡伯族先民长期在东北地区多民族环境当中生产生活,逐步吸收其他民族语言成分而形成的一种词汇集合,是民族相互交往、相互学习的结果。在接受满文满语后这种“吉甫西”语逐渐淡化,50、60年代仅在察县五牛录少部分老人中懂一些词汇,但到今日已基本上消失。
2.文字的发展
2.1今日锡伯文字的产生发展过程
锡伯文并不是锡伯族创造出的,其经历了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的发展变化过程。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其产生发展也必然经过漫长的演变历程。锡伯文字其字型的源头是源于流行在撒马尔罕、布哈拉为中心的古代粟特地区由叙利亚字母创制出的粟特文字,这种文字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活动传入我国西域地区,从吐鲁番出土文物中来看,至迟在5世纪左右,此文字就已被突厥、回鹘民族所认识和使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粟特文是当时流行的书面语文,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回鹘文。13世纪时蒙古兴起,但无文字,《蒙兀尔史记•塔塔尔统阿传》记载道:“处理万事,徒资唇舌,使命往返,必口受之”。因而流行于漠北地区的回鹘文便对蒙古人产生的影响,蒙古人以回鹘字母为基础创制老蒙文,即回鹘式蒙文,之后又加以改进,规范书面语法,产生新蒙文,即托忒式蒙文。1599年满族统治者根据蒙古文创制老满文,又称“无圈点满文”,1632年又在老满文的基础上附加圈点,增设十个字母,构成了由131个音节组成的新文字体系,一直沿用数百年。
清代,锡伯族不仅接受了满语,而且也是完全接受了满文。满语是在女真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者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本来就已通晓女真语的锡伯族,不仅在掌握满文满语的过程中走在其他民族的前列,而且得到巩固后随即便成为自己的语言文字。锡伯族自康熙年间开始逐渐使用满文,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教习满文书艺,到了清朝中后期,虽满族逐步废弃自己的语言文字,但移居新疆的锡伯族一直使用到现代。到了民国二十年末,锡伯族有志之士欲将满文字母以拉丁字母代替,加以推广。但因各种原因,不过几年的时间便被废止,1947年在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持下。将原有满文131个音节中的13个音节废掉,另制3个新音节符号,改革为锡伯文,并加以推广,至此,锡伯文的地位得到确立,直至今日仍在使用。

2.2历史中锡伯族所使用过的文字的探讨
锡伯族为留居塞外的鲜卑后裔,《隋书•经籍志》中记载道:“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这说明鲜卑人曾有过鲜卑文,作为其后裔的锡伯族历史中也一定使用过这种鲜卑文,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北魏的实际状况可以看出,这种文字的实用范围是较为狭窄的。
公元十世纪初,契丹建立辽朝,辖制包括锡伯族先祖在内的东北各少数民族。史学界已公认契丹系鲜卑系统,契丹语由鲜卑语传承,当时契丹根据汉字和回鹘文创制契丹大字和小字,但此文字使用范围也是非常狭窄,锡伯族先祖是否使用过此文字还未得到充分的考证。
完颜阿骨打建国后,“依仿汉人楷体,因契丹制度,合本国语,造女真字”1119年颁行女真大字,后又在1138年颁行女真小字,加至契丹字和汉字作为金朝法定推行的三种通用文字,在金代,锡伯族先祖在很大程度接受女真语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使用过女真文字。元朝锡伯族由于受蒙古族贵族的统治,客观上与蒙古族进行着密切的交流,此期间也曾使用过胡土木文,直至清初,锡伯族从科尔沁蒙古中“赎出”后便开始学习和使用满文,并逐步发展成为今日的锡伯文,这一历程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由于满文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其使用范围不断地缩减,以致于到了清朝中后期满文在满族中也就完全不通行了,到了清朝末年懂满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以至满族中只有30—40位老人懂满语,而懂满文的人士也仅限于个别学术研究人员,只有新疆的锡伯族还保留着一定群体的使用着。

二.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期间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
相对于我国的其他地区来讲,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锡伯文、满文的保存状况是比较好的。在东北十几万锡伯族已经不在使用锡伯语文,全国近千万满族不使用满语满文的情况下,新疆的锡伯族人虽经长期的战乱和迁徙,却将这一珍贵的语言文字完整地保留并延续了下来,这令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惊讶。
要搞清这一原因就要从清末至建国期间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来进行解答。
第一,清朝的“八旗制度”,大力推崇“国语骑射”的政策。清政府各朝代均大力推崇“国语骑射”,为保持旗人的文化传统,清政府更为严格了对于锡伯族等八旗军民的管理,建立八个城(今日察县八个乡),实行对全体军民的准军事化管理,制定十条八旗营房制度,在经济、涉外活动、婚姻等方面进行限制,使得锡伯八旗无论内外都保持了绝一性,直到1937年时,八旗城中除清一色的锡伯族人外无其他民族杂居。
此外锡伯族人的居住地与边境线近在咫尺,自古以来,边患就一直未曾停止,特别是在近代西方列国的蚕食侵扰更是欲演欲烈。作为八旗军民的锡伯族始终坚持“国语骑射”,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尚武的风俗,从各方面抵御各类侵略分裂活动,即使清朝灭亡,这种责任和信念也未曾改变。
第二,发达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清朝时期锡伯族的生产技术是比较先进的,并且地处伊犁的富饶之地,为原蒙古准葛尔部总部的驻扎之地,在原有卓尔河的基础上开漕了察布查尔大渠,使得水源纵横,农业收入丰富,南部的山林是天然的畜牧场,北部的伊犁河水产也是极为丰富,即使遇到天灾,颗粒无收,伊梨河的水产也可以帮助整个民族度过难关,为确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奠定了基础,在这种物质力量的基础上,使锡伯族二百年来能够抵御边关的风云变幻,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发展下来。
第三,地理环境因素。新疆伊犁以东是千里戈壁,与内地相隔遥远;以南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喜玛拉亚山脉;以北是茫茫西伯里亚崇山峻岭;以西是漫长的边境线和荒漠。从小的范围来看,察布查尔县东北南三面环山,中间还有伊犁河将其与政治经济中心惠远城相隔,交通较为不便,这种地理环境便使锡伯族人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受外界的影响较弱,满文满语成为锡伯族军民唯一的交际工具,各类满文读物也越来越成为其重要的精神食粮。
第四,民族的水平教育,锡伯族人口的文化程度较高,我们知道,在民族的融合中,一般是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民族占有优势,落后的民族受先进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东北的满族正是这一原因失掉了语言文字以及文化传统,而西迁的锡伯族军民长期以来崇尚知识,善于学习,文化程度较高。在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将军明锐在锡伯各旗中设立“清书学房”,聘请教习数人,分司教学、教练弓箭、教授满文“四书五经”及其他规范性“教材”。同时伊犁将军府设立一所义学,招收学员学习满文等课程,并在毕业之后委以要职,此外民间还有许多的私塾,对于民族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当时伊犁经济文化方面先进的民族之一。因此经常不是被外界影响,而是影响和带动其他民族。直至今日锡伯族的人口文化素质在全国仅次于朝鲜族,位居第二位。
第五,民族文化心理,这是民族文化保存的一个重要原因,远离故土千万里,在与故乡文化迥异、风云迭起的中国最西部边关驻扎守卫。对于一个只有四千余人的民族来讲,要在站稳脚跟、力图生存发展的同时完成政府所赋予的屯垦戍边的任务是不易的,这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而这种精神力量就来源于祖辈世代相传的文化,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使锡伯族人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一面努力学习外界的文化,一面坚守着自己民族世代传承的精神世界。
这些因素使得新疆的锡伯族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满族和东北的锡伯族而言,更好地保存和发展了满文这一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当时许多诸如《四书》、《孟子》、《论语》、《劝世要言》、《忠孝经》、《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满文或满汉合壁的读物,在清朝中后期其他地区其传播范围越来越小,而在新疆锡伯族八旗军民中间却在不断被传抄,扩大流传范围,有的文人世家中竟藏有数百种至多,并代代相传。另外民间典籍的满文“念说”活动也是极为盛行,许多不谙满文的群众在“念说”的影响下,逐步掌握了满文的书面用语,也是通过这些典籍,儒家学说和思想深入人心,与民族传统文化融为一体。
新疆锡伯族在近代的发展中遭受了一些民族主义者的打击,接连不断战乱的洗礼以及沙俄侵占伊犁十年间的破坏,但这一文化一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相反大批的锡伯族文人儒士还用满文创造出了《辉番卡伦来信》、《禀帖》、《汗腾格里颂》等众多爱国主义作品,流传至今,为各阶层学习和巩固满文满语发挥了作用。1911年辛亥革命后,满族和东北的锡伯族完全废弃了满文、锡伯文,改用汉语汉文时,新疆锡伯族的文化生活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在教育方面以满文为主,汉文为辅。解放前夕撒拉春、柏雪木、管兴才等作家创作的《离乡曲》、《别再吸鸦片烟》、《明媚的春天》、《素花之歌》、《狩猎歌》等一大批作品均为经典的满文作品,对锡伯族继承和弘扬满文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三.建国后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
1.50-60年代初
1949年建国后,国家的民族政策逐步落实,使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50-60年代是锡伯族语言文化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锡伯族开始广泛与汉、维、等各民族交往,培养了一批专业翻译人才,使得民族文化进一步得到丰富,新体裁、新内容的文化作品大量涌现,语言文化的创作由民间形式走向正规之道。
2.60—80年代初
60年代初由于我国国家政策的偏颇以及左倾思想和政策的干扰破坏,为走上所谓“直接过渡”道路,锡伯文被禁止使用,锡伯族语文教育被中止了18年,锡伯文出版机关被遣散,大量锡伯文翻译作品、图书遭到焚毁,为文化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工作者被批斗、打倒。这种“直接过渡”道路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学校的双语教学成为单语(汉语)教育,汉语一度成为唯一的交流工具,不但极大地伤害了锡伯族人民的民族感情,也在社会中出现了一大批锡伯文文盲、半文盲。
3.80年代至今
80年代初,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察县恢复了锡伯语行政语的地位,锡伯文的报刊相继被恢复或创刊。学校恢复锡伯语、汉语的双语教学,社会中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锡伯文扫盲活动。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教育出版社恢复了锡伯文编辑室,在其后20余年的时间中,先后编译出版了数百册有关历史文化、政治、科普文学等方面的图书、辞典、中小学和成人教材。尤其是一批汉语古典文学名著被翻译出版,一批老一辈的文化工作者重新活跃于语言文化发展的事业当中,并行成了一批中青年翻译、创作队伍。并随着国内外满学满语研究的发展,掀起了对于锡伯语言文字整理和研究的热潮,并出版了一批资料集和专著。各类印刷条件大为改善,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
90年代中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锡伯族群众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直至今日锡伯族聚居地的锡伯文的学习和使用状况是:城镇居民许多已直接用汉语进行交流,学校锡伯文教育被视为可有可无,有些村镇甚至直接取消了该课程;党政系统行文已基本停止使用锡伯文;民间语词汇中已大量借用汉语助词,发音较难词汇的弃用越来越快,传统的锡伯语语法结构也面临挑战;锡伯文的创作人员急剧减少;离开察县的年轻人基本上用汉语进行交流,在外部已失去锡伯语使用条件;锡伯文图书的出版也面临严重的困难。察县以外的锡伯族群体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更是令人不容乐观,就这个锡伯族民族群体而言,只有19的锡伯族人在使用锡伯族语言文字,并且这一群体范围也在急剧缩小,造成很多的锡伯族人对于本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担忧。

四.对于现状的分析
今日我们看到很多的满族同胞面对博物馆成百吨珍贵的清朝满文档案,而无法解读时不免心中有一丝感慨,世界上有很多少数民族曾经有自己优美的文化,但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遗失,今日只能在博物馆中窥见其往日的辉煌。
针对锡伯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使许多人联想到“濒危语言”一词,许多的锡伯族人士以一种十分凝重的心态对待这一问题。濒危语言有四大特征,即语言使用人数的减少使用者年龄的升高、使用范围的缩小、语言结构的退化,这都在锡伯族语言的现状中反映出来。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综合来说有两大方面:
一.客观方面,A.锡伯族的经济生活条件,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强有力的经济基础,清朝时期,锡伯族聚居地经济相对发达,从而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今日经济发展虽有很大的进步,但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讲却有很大的滞后性,文化创作、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失去经济力量的支持显得难以维持;B.民族人口有集中逐渐转向散居,1764年锡伯族西迁使锡伯族人口分为两大部分,今日随着改革开放和民族社会的大发展,以往相对封闭的环境被打开,人员流动加大,外来人口的大批迁入和锡伯族人口大批向外流动,民族间的通婚现象普遍存在,使得语言文字的群众基础在不断地缩小减少;C.语言文字文化的祭奠程度,锡伯文(满文)形成较晚,相对于汉文来讲缺少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文学基础,传统文学都是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没有形成大量的书面语形式的创作作品,作为本民族文化传播载体的作用不明显。
二.主观方面,锡伯族群体内部对于语言文字的发展存在着不同态度,一部分人认为,语言文字是民族的一个特征,不是民族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应当本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待,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民族经济的发展方面;一部分人认为单一的语言能够加快各民族的交流,过于强调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只会限制本民族对外的交流与发展,特别是对于儿童加强汉语、英语的学习和运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才是当务之急;还有一部分人认为锡伯族的语言文字较为落后,在词汇量、使用范围、语法结构等方面都不及汉文汉语,并且学习难度大。这些思想都在锡伯族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着锡伯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因而在学校、行政等部门锡伯文的使用大为减少。在今日许多的锡伯族已经转用汉文汉语,虽是一种主动的接受,但在主动中也有被动的因素,在学校升学率方面表现的较为突出。这也使得许多的依旧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锡伯族人感到一种无言的酸楚。
这一系列原因在锡伯族群体中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形:五十岁以上的人一般都懂锡伯语和锡伯文,二十多岁至四十多岁的尽管可以流利地将锡伯语但却不认识文字,二十岁以下的人虽学习了锡伯文,懂一些文字,但远不及四十多岁的人那样熟练,并且口语词汇量方面也大为下降,不到十岁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只能听懂而不能流利地讲了,很多老年人和儿童无法用流利的锡伯语进行交流。

五.结束语
“一种语言的死亡将导致一种文化的淡化,多种语言的消失将导致多种文化多样性的淡化,要对于濒危的语言和即将濒危的语言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工作,防止语言的死亡”,这是今日世界各国众多语言学家所提出的口号。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重要的外部特征,他传承民族的文化、历史,凝集着每一个民族成员的感情,产生彼此的认同感,更主要的是他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要素,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造就出一个民族的深远精神世界,使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发展的养料和动力,而不断进步。
在语言文字发展方面应本着“文化人为、文化为人”的态度,语言文字是各民族经历长期的历史发展才逐步形成的,是各民族群众在长期社会发展中智慧的结晶,对于这些前人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爱护,避免用单纯的经济价值、升学率等眼光看待,同时民族语言文字的价值又体现在帮助各民族群众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起的作用中,语言文字就本质而言是一种工具,体现着一种随着社会历史变化而不断适应变化的特点,在此过程中其作用有显层的又有隐层的,不可仅靠一些社会中表象而得出简单的结论。今日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民族经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没有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充分发展,国家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一个民族若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语言文字、民俗传统、民族礼仪的发展,那么这一民族的所谓的发展是畸形的,民族的精神世界也是相对空虚的。在今日无论从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方面来讲,还是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来讲,重视、保护和促进锡伯族语言文字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简介】
锋晖(1977— )锡伯族 新疆伊犁人 新疆师范大学民族理论教研室教师
邮编:830054
版权:本文由锋晖先生所有,未经作者同意,禁止转用。

转载请注明:大西迁-锡伯文化主题网站 » 锡伯族语言文字历史现状未来

喜欢 (0)or分享 (0)

您必须 登录 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