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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教育发展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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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东北及西北两地锡伯族的早期教育及学校教育的兴起及发展状况,对 新中国成立后的锡伯族教育也作了简要勾勤。

关键词 锡伯族 早期教育 学校教育 民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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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的教育

锡伯族早年是“打牲部落”,过的是渔猎生活。他们居住分散,终年累月或溯顺于江河之上,或穿越在崇山峻岭当中,“其时文化未兴”(《图克色里氏宗谱》),“崇尚武功,不以读书为业”(《依尔根觉罗西焚肇氏宗谱》)。据传,锡伯族曾有文字,在教育上也一定有所举措,可惜,目前还不掌握这方面的史料,所以,清以前系统的教育活动难以讲述。

清初,锡伯族陆续被编人八旗,其教育在旗中进行。据(奉天通志)记载:皇太极后期,“于盛京建立学校,考取儒生。凡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子弟皆入学。”这时,也有少数锡伯族被编入满洲、蒙古八旗之中,来到盛京,可能也有入学者。

真正有文字记载的锡伯族教育活动只能从康熙中期说起。这时的教育活动还不是以锡伯族本身创办学校或设立某项教育机构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完全依赖清政府的仁施,锡伯族的少部分优秀人才被送到清政府官办的义学里,专门学习满语文并练习骑射。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35记载,康熙三十四年,清政府于“墨尔根城设义学二所,于新满洲锡伯、索伦、达呼尔及进貂皮达呼尔等,每佐领下选取俊秀幼童各一人,入学读书”。《钦定盛京通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锡伯族当时移驻于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钠等地,被编成七十四个牛录,按当时规定,每牛录选取一名进学就读,至少也有七十余名锡伯幼童就学于官办义学。这就是锡伯族学校教育之始。

自康熙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锡伯族又被移驻盛京所属各州和北京,主要义务就是披甲当差或充当“包衣”,故人们只重视弓马箭的训练,对教育无暇关心。实际上,清政府也不能让锡伯族自己办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即使是上义学,也只是专学满语文。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就是这样失掉的。

二、东北锡伯族学校教育的曲折发展

在清代,东北的锡伯族,除有极少数人按规定进入八旗学校读书外,绝大多数则在农村的私塾念书。所学课程都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娃)、《明贤记》、“四书”“五经”之类。同时要学习书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东北锡伯族村屯办起新式学校,是在民国以后。据统计,即“九·一八”事变前,在沈阳郊区的锡伯族村屯中,共有32所初级小学,计34个班,1千名学生。其中有女子小学1所,1个班,34人。另外有高等小学1所,2个班,78个。没有办学的村屯,大都仍设有私塾,或者到附近村屯上学。一般平均二至三个村有一所学校,每个村在校学生仅7名左右。高等小学方圆几十里才有一所。中农家庭的子女仅能念初小(4年),念高小至少也得富农家庭。初级小学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手工、图画、体操。高级小学外加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当时,能上中学的,各个村也仅三几个人,上大学的更少之又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奴化中国人民的殖民教育,把日语定为“满洲国”的“国语”和大、中、小各级学校的主课,使原来的民族教育受到很大摧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东北,为进行战争,把学校当兵营,谈不上教育。据调查,解放前念过书的锡伯人,不到总人口的20%。如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乡,解放前有锡伯族2907人,只有大学毕业生8名,高中毕业生31人,初中毕业生38名,小学毕业生469人,文盲占80%以上。

1948年冬,东北解放后,党和政府关心各族人民的教育事业。由政府拨款资助,各锡伯族村屯普遍建立了初级小学,在较大的村屯建立了完全小学。适龄儿童都可入学,个别村屯的入学率也达至90%以上,到1955年,已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以后,教育继续得到发展,1955年到1966年十年间,仪黄家乡统计,锡伯族已有大学毕业生20人,高中毕业生221人,初中毕业生428人,小学毕业生708人。比前十年,大学生增长了33%,高中生增长近3倍,初中生也增长近3倍,小学生增加40%。

在锡泊族聚居的黄家乡和兴隆台乡,先后于1968年和1975年建立了中学。兴隆台中学于1984年改为锡伯族中学,规模已有扩大,增设了高中班。由新城子区集资,黄家乡大孤家子于1985年建立了锡伯族小学。沈阳地区的锡伯族,第一次有了以本民族名字命名的学校。

建国后,锡伯族成人教育也有很大发展,从1952年起,各村普遍办起了夜校、冬学、识字班、扫盲班等。群众学习热情很高,几年时间就摘掉了文盲帽子。兴隆台乡到1962年已完全消灭了文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人教育又出现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崭新的气象,各锡伯族村屯,纷纷举办各种专业技术讲习班,如水稻种植、葡萄栽培、养猪、养鸡、养鱼等。通过这些讲习班,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使锡伯族农村出现了靠科学种田,靠科学致富的新气象。

三、新疆锡伯族学校教育的发展

移驻伊犁的锡伯族其主要任务是“屯垦戍边”,因此,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农”,以练习弓马箭为主。按当时锡伯营的制度,男儿18岁就要参加旗下档房和总管档房的选试,选试主要考弓马箭。考上者为伍克辛(披甲),就有了饷银,并由此走上仕途;考不上者为苏拉(闲散),除无俸饷之外仕途也无份。所以,练习弓马箭是锡伯族青年一门必不可少的功课,学习文化则不被重视,只有几家私塾里有少数人学习满语文。

据《新疆识略》卷四《伊犁城池解署》记载,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将军明瑞以八旗随营子弟不能学习为由,令每旗各设清书学房一所,让八旗子弟学习满文。乾隆三十二年,锡伯营在八旗总管档房所在的六牛录设一清书房,由教习二人分司教学和武艺,学生无定额。年终由伊犁将军派员考试,尽格者可录用补缺。同时在惠远城设有一所义学.招收各营子弟就学。镐伯营的子弟每年均有若干名就学。嘉庆七年,伊犁将军松筠开办勤业官学,从各旗学童在惠远城义学中挑选聪慧者,集中在惠远城,由满营协领亲自管理,查派满汉教授分司教读,同时宣讲《圣谕广训》。这是直接为伊犁将军府和各旗培养公务人员和文武官员的处所。另外,各牛录还办有私塾。

光绪八年(1882年),清军收复伊犁,伊犁将军金顺遵旨补发伊犁被陷时多年未发的饱银。锡伯营总管色布喜贤认为,利用这些银两兴办学校,对锡伯族人民大有裨益,因此,先兴办了锡伯营八牛录的学校。接着他又上书伊犁将军,要求由国家拨款,兴办学校。后经将军批准,每月给锡伯营十六两白银做教育经费,从此,银伯营八个牛录各设一所义学,开始了学校教育。主要课程是:满文、八旗戒训和满文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

同时,色布喜贤又和惠远城官仓主事徐老总(汉族)商议,把官仓大院内的几间空房修葺起来作为讲堂。从官仓的汉族办事人员中聘请三名教师,并由徐老总解决学生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从锡伯营八个牛录的义学里挑选俊秀30余人,集中到此地,专门学习汉语文。从此,锡伯族教育事业发展到新的阶段,对锡伯族的双语教育奠定了基础。

色布喜贤是六牛录人,是锡伯族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他后来调任索伦营领队大臣,进驻惠远城时,又在领队衙门里办起学校,招收锡伯、索伦子弟50余人教授满、汉文。在他的影响下,锡伯营四、六牛录分别挑选百余名学生,集中学习汉语文。为了纪念他的功劳,四、六牛录的学校均命名为“色公学校”。不久,他又与索伦营老领队协商,两营联名上书伊犁将军,陈述伊犁与俄国接壤,若不积极培养懂俄语的人才,对以后边务不利的道理,得到将军的赞同。这样,他们从锡伯、索伦之中挑选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学生20余人,送到阿拉木图学习俄语俄文。从此,开了锡伯族青年出国留学的先河。辛亥革命后,这批出国学习的学生,为民国做了许多工作。色公临终前留下遗嘱,把自己的200多头牲畜捐献给锡伯营,作为兴办教育的经费。

光绪末年,在锡伯营领队大臣富尔固伦等主持下,锡伯营自筹经费,在六牛录(总管档房所在地)另成立一所高等学堂(高小),从八个牛录的义学里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百余名到学堂深造,学期三年。这所学堂一直办到本世纪30年代末,对锡伯族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伊犁统领杨赞绪于1912年响应起义,锡伯族的一批知识分子于1913年在伊宁市成立了“尚学会”,提出革命民主主义,以期改变锡伯营的封建旗制,并提倡兴办教育,在各牛录兴办新型学校。其总会设在伊宁,锡伯营一、三牛录设有分会。当时处于动乱时期,经费来源有困难。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便分别到各牛录募捐,不几天便募集数千两银子,在各牛录办起了公学,同时从内地订购新课本,开设了满文、汉文、算术、自然、地理和体育课。用满、汉两种语言授课,使学生学到了新知识,并进一步普及了双语教学。

在“尚学会”的影响下,四牛录成立了“兴学会”,群众募捐千余两白银和五、六百斛小麦,将牛录档房衙门的几间房子腾出来办学,并以曾任索伦营领队大臣西吉尔浑(锡伯族)的名字命名为“西公学校”。教员均为兴学会会员。

“当时各牛录办的新型学校,打破了千年的封建意识,主张妇女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于是,开始有少部分妇女进入学校学习,这是锡伯族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的开端。伊宁和惠远城还办了公立的中等学校和武备学堂,有锡伯族数百名学生在这里学习。

20世纪30年代,锡伯营旧制已废除,郡县制代替了八旗制,原来八个牛录的学校均改为公立学校,由政府的教育机构统一管理。高等学营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考入乌鲁木齐、伊宁等地的中学、师范、农校、女校,和汉族学生一起学习。据记载, 1939年9月,锡伯族学生一次考入外地各类学校的就达150余人。此后,每年去伊宁、乌鲁木齐学习的学生都有一、二十名。这时,新疆驻塔什干领事光禄,又送50名学生到苏联留学,使锡伯族的外语人才后继有人。

这一时期,在乌鲁木齐成立了“锡索满文化促进会”,是发展民族文化教育的群众团体。伊宁和察布查尔的一、三牛录设有分会。这是锡伯族历史上教育发展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

1944年,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行政区爆发了民族革命,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成立了三区民族革命政府。由于混乱,察布查尔八个牛录和伊车嘎善、巩留等地的锡伯族学校都停课一个时期, 1945年下半年才复课。以后,锡伯族学校由8所增加到16所(包括伊车嘎善、巩留、尼勒克的哈拉苏),在校学生近2000名。同时,在伊宁市的“阿合买提江专科学校”增设了一个锡伯班,教材、教学全部用满语文,专门招收锡伯族青年深造。

1947年,在三区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在伊宁市成立了“锡索文化协会”,办了教师训练班,为锡伯族小学培训了一批教员。1948年,在伊宁市成立了”锡伯中学”,从此,锡伯族有了自己的民族中学,中等教育也开始发展起来。1949年11月,锡伯中学迁到察布查尔六牛录的新建校园,规模又有扩大。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以后,锡伯族中小学统一实行了十二年学制,教材采用全国统一的汉文课本,教师课堂上用锡伯语讲解,汉族教师配备翻译。

1950年,为了发展锡伯族文化教育事业,解决师资缺员,在察布查尔锡伯中学附设了初级师范班。

1951年,40多名锡伯族初中毕业生被保送到西北民族学院学习。毕业后又统一保送到咸阳机械学校学习,这是历史上锡伯族第一批学工业技术的中等专业人才。

1954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教育事业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年,在锡伯中学附设了中师班。这批学生毕业后,多数升人了大专院校,成为锡伯族历史上第一批人数较多的大学生。另一部分走上教育岗位,成为自治县小学教育的骨干。1956年,在锡伯中学正式设立了第一个高中班。1959年第一批高中毕业生通过高考升入自治区的各类大专院校。

锡伯族中小学教育都能很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特别是锡伯中学,由于一手抓教学,一手抓勤工俭学,成绩突出,1960年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宣传、新闻、文教战线群英会”。

在成人教育方面,锡伯族农村扫盲工作做得很出色,从1955年到1960年,通过办夜校、冬季识字班等形式,锡伯族成年人基本脱盲,因工作突出,曾有代表出席国家教育部在杭州召开的扫盲工作会议,受到表扬。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教育受到严重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健全了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恢复了锡伯语文教学,使教育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到1989年,伊犁地区锡伯族小学虽然仍为11所,但在校小学生发展到4200人,是解放初的3倍;现有2所完全中学和3所初级中学,有的小学还附设了戴帽初中班,在校初中生2100人,是解放初55名的38倍;高中生现为955名,是1956年35名的27倍多。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8%,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锡伯族初高中毕业生升人大中专院校深造。据1983年统计,当年升入大专的有128名,上中专的41名,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近年来,有的锡伯族大学生考上了博士生。1992年,察布查尔县女青年葛俊凤,在大连理工大学通过《微粒消泡行为》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个锡伯族女博士。

新疆锡伯族教育的一条成功经验,是保持民族特点,坚持双语教学,培养锡汉兼通人才。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锡伯族教育的主要特点,也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文/何溥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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