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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人:文武兼修闯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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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芜的大西北,勤劳的锡伯人凿山筑渠,开挖了长达100多公里的察布查尔大渠。潺潺的流水使荒漠的原野变成了阡陌纵横、树木葱绿、瓜果飘香之地。察布查尔大渠划分出锡伯人的聚居地,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也因此而得名。图为察布查尔大渠从伊犁河引水的龙口。   吴元丰/摄

吴元丰

关蕴科

扎景海

  240多年前,锡伯族人从故乡沈阳西迁万里,一路上历尽艰辛,来到祖国西北边陲伊犁河畔一个叫做察布查尔的地方,担负起保家卫国、固守边防的神圣职责。

如今,锡伯族人大都安居乐业,虽然不再以戍边为主要职责,但他们仍然继承了崇学尚武的传统,不仅培养出包括博士在内的高素质人才,同时还传承了先辈精湛的箭术。目前,在北京的锡伯族超过了1000人,在各行各业表现出色。

 吴元丰:文字的力量无处不在

在故宫西华门内,记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研究员的引领下,见识了藏在深闺中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真面目。据吴元丰介绍,在该馆馆藏1000余万件珍贵历史档案中,满文档案多达200余万件,这是目前收藏满文档案最多的地方。但有趣的是,在这里工作的对满文档案翻译研究较有权威性的学者却往往是锡伯族人。吴元丰就是其中一位。

吴元丰在京31年,三句话不离他所从事的民族文字研究工作:“锡伯语与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据史料记载,锡伯族被满族征服、编入满洲八旗之后,逐渐改用满语。1975年,考虑到中国满文人才十分紧缺,周总理特批在故宫博物院设立满文班,经过3年时间的培训,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留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工作。”就是这么一批在京的锡伯族学子,现已成为我国满文档案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吴元丰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清代满文档案工作,他和同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的赵志强一起,从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中查找有关锡伯族的史料,后经单位领导的批准和大力支持,编译出版《锡伯族西迁档案史料》一书,现已成为研究锡伯族历史文化者必读的经典作品。1982年,在《民族研究》刊物上发表两人的处女作《锡伯族西迁概述》一文,对当时锡伯族历史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锡伯族农历四月十八的“迁徙节”,也因此文的影响被称为“西迁节”。今年,锡伯族“西迁节”被列入国家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果说,吴元丰在京的前10年,在研究锡伯族的历史文化;中间10年,在研究新疆的历史文化;后10年,他的研究领域在前两个方面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广泛涉猎多民族历史文化和边疆史地的研究,那么记者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到的只有4个字:勇往直前。

历史上,与锡伯族一起西迁新疆伊犁地区的还有满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汉族,在当地有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吴元丰一生下来就身处多元化的语言环境,同时掌握多种语言,这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现在像吴元丰这样能用满文和锡伯文翻译写作、会用口语流利表达的人已经不多了。这也是吴元丰多年来奋斗的动力之一——后继乏人。满语现已基本上消失,然而锡伯语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面临消失危险的语言加以保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吴元丰忆起他教小孩学说锡伯族口语时,小孩对民族语言的排斥也消失了。由此,他也领悟到:要想了解一个民族,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是直接沟通的最好工具。孩子从小在北京长大,已经完全融入了北京文化。吴元丰说,其实北京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汇聚地,北京人也在有意无意地接受着多民族的文化。对于文化而言,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强势、弱势之别。

吴元丰和他在北京的锡伯族同乡每一段时间就要小聚一次,每到春秋两季,他们还特意托人从新疆老家带一头新鲜肥羊来,在郊外吃烤羊肉,思念家乡。这不,本周他们又要聚会了……

  关蕴科:着迷西迁史

关蕴科是中国A1国家队运营总监,负责组织国家队参加国际及国内的赛车大赛。关蕴科的名字有一定知名度,尤其是在赛车界。打开百度,在网络上搜索他的名字,搜索结果的第一条是“A1国家队运营总监关蕴科感慨:中国队不容易”,第二条竟是与他所从事的职业没多大关系的“锡伯文化论坛关蕴科先生关于‘重走西迁’活动推迟时间的公告”。这是同一个人吗?一个赛车队运营总监怎么搞起了“重走西迁”?记者随即找到了关蕴科,和他聊起“重走西迁”活动。

原来,关蕴科是来自辽宁开源的锡伯族,从小就在锡伯族聚居的地方长大,从上大学开始离开了村子,走进城市。他走南闯北打拼了几十年,如今,终于在北京落脚。多年来的城市生活将关蕴科包容进去,他已经不会说锡伯语,身上也难见到锡伯族的生活习惯了。但是他毕竟是个地地道道的锡伯族,他说锡伯族的老乡见了面,光看脸孔就能辨认出来。为什么呢?关蕴科说这真的很难解释清楚,那种感觉无法言表。不过一见到锡伯族,自然而然就很亲切,在北京的1000多锡伯人,彼此都认识,至少听说过对方。

采访中,关蕴科不停地提起锡伯族240多年前的西迁历史,这段历史可以说对整个民族是极为重大的事件,西迁为我国当时的政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关蕴科热爱自己民族的这段历史,更让他感兴趣的是,当时在完全依靠人力的情况下,自己的祖先克服了自然界种种困难,从东北走到新疆,是多么艰辛和不易。于是,关蕴科策划了“重走西迁”的活动,并得到了锡伯族同胞的响应。

活动的进展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其中有许多预料不到的困难。比如重走西迁路会经过蒙古国,能否得到蒙古国配合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240多年前的西迁是靠驿站做指引,现在驿站没有了,路线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关蕴科说,这个活动不管多困难,也一定会搞。哪怕分成几段,一次一次地走,也要走完这条路,以纪念自己民族的重要历史事件。

  扎景海:像战士一样去“战斗”

扎景海记忆中的童年是听着锡伯族老人的说唱故事长大的。1992年清华硕士研究生毕业,是当时全班坚持自主创业的两人之一。“我想走得更彻底,靠自己奋斗!”但现实毕竟没有像理想中的那般完美和顺利,在历经了一年的艰难打拼之后,扎景海选择了放弃,到一家港资企业打工,“在1993年能够拿到每月2000元已经算是颇为丰厚的薪资了。”可能是因为传袭了锡伯族血液中那种桀骜不驯的基因,扎景海半年后便离开了港资公司,开始了发动4个清华同学集体创业的新历程,进行当时在国内刚刚起步的卫星通讯技术开发。其后,4个同学相继远渡重洋、奔赴国外,寻求更为辉煌的美好前程,而扎景海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事业,从技术含量低的建站技术工开始,到技术研发、市场项目开发、为客户提供技术方案等。

正如扎景海自己说的,工作“非常的单调”,追求却“非常的执著”。

“我们锡伯族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像战士一样勇敢善战。没有这种民族精神,锡伯族人恐怕没法生活到现在。”扎景海把自己的坚持和成功归结为血统解释说。毕竟,在北京从事文学、艺术等其他事业的少数民族可能不少,但是像扎景海这样把自己称为半个“IT”人的的确为数不多。自1995年单枪匹马到现在创业队伍的发展壮大,扎景海一直像一个锡伯族战士一样在战斗。

“作为一个锡伯人,我觉得在北京发展没有任何障碍,这儿是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相反,我觉得新疆未必适合我。”扎景海不无自信地说,“我从不避讳我是一个锡伯人,相反,我会以我是一个来自边疆的锡伯人感到自豪。我们在汉族社会中也能像在本民族中那样自信、自由地发展,这是一个心态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

来京几近20年,锡伯母语没有丢,平时跟妻子、同乡聚在一起用的就是锡伯语,“射箭民族” 称号没有忘,办公室的墙上就悬挂着一副硕大的弓和箭,据介绍家里的大厅还挂着一副。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扎景海拿起了办公桌上跟儿子的合影介绍说,“我给儿子取的是锡伯名,叫‘扎斯乎尔穆腾额’,扎斯乎尔是锡伯姓,穆腾额有能干之意。”5岁的穆腾额现在可以说是“精通”锡伯语和汉语两门语言,能够非常准确地自由转换。

“希望儿子能够传承锡伯语言,了解锡伯文化,尤其不能忘了自己锡伯族的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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