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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玉清:锡伯族西迁后代的佼佼者

锡伯人物 daxiqian 870℃ 0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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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①广玉清近照

②广玉清(前排左二)1953年随西北军区政委廖汉生(前排右二)陪同苏联军事顾问到新疆乌鲁木齐时合影

③1949年,在西北军区担任俄文翻译的广玉清

④李真将军(右一)与广玉清及儿子于瑞

(图片由广玉清提供)

锡伯人的西迁之路充斥着烈马狂歌,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母泣儿啼;当西迁的足迹渐渐隐去,长征路上的交响也不再清晰;一个锡伯族西迁领队大臣的后代、一位来自新疆的锡伯族女教授,回首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足迹,感慨不已——

在俄语翻译圈内,国际关系学院锡伯族教授广玉清算是资深的一位。广玉清早年求学苏联,接受过全面教育,她喜欢跳舞,写得一手好字。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普西金优美的爱情诗句……都是她业余所爱。长期的文化积淀造就了她高雅的气质。

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一栋楼房里,79岁的广玉清向记者讲述着锡伯族的喜讯以及自己的传奇人生。

擦拭时光掩埋的记忆,家道起落兴衰、甜酸苦辣,便涌入广玉清的脑海

“2006年1月,‘新疆锡伯族西迁节民俗艺术’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遗产名录推荐名单。这对于我们锡伯族人来说,不啻为一个佳音。通过这次申遗,使我们对那段历史刻骨难忘。”

擦拭时光掩埋的记忆,家道起落兴衰、甜酸苦辣,便涌入广玉清的脑海。

“前年,一位新疆锡伯族老乡,从沈阳参加‘纪念锡伯族西迁240周年大会’回来后对我说,锡伯族民俗馆中摆放着珍贵的展品——一是西北边陲的锡伯族同胞带去的240年前西迁将士穿过的战袍和用过的弓箭;一是沈阳的锡伯族同胞回赠他们的用辽河水和七星山的土制作的微型‘西迁壮士群雕像’。他们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最后一位西迁领队大臣富勒怙伦的画像和资料。我听后,很激动。富勒怙伦(Fulhuren,字春圃1852—1923),是我的祖父——锡伯族西迁最后一位领队大臣,是保卫西域屯垦戍边的功臣之一。”

时间仿佛定格在1764年农历四月十八。

盛京,晨曦中,锡伯家庙前已是人山人海。被选中的1020名西迁官兵和2000多名随军家属按着排列的梯队迈着凝重的步伐,踏上了悲壮的西迁之路,在队伍最后,身穿长袍马褂的领队大臣骑在马上,指挥着队伍前行。两侧,父老乡亲们将壮行酒举过头顶。

据史料记载,公元1764年,为了加强日渐空虚的西域边境防务,乾隆皇帝点中八旗中最为勇猛的锡伯官兵,将其派往伊犁屯垦戍边。当时,这支队伍出发的始点就是今天位于沈阳北市场内的锡伯家庙。3000余名英勇的锡伯儿女东出盛京,奔赴西北边陲。他们遇山开路,逢水架桥;冬战严寒,夏迎风雨;有婴儿出生,也有壮士倒下。就这样,一步一步,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艰难跋涉,锡伯人到达了位于大西北的伊犁。

“西迁官兵到达伊犁后,为祖国领土的完整浴血奋战,在平定张格尔叛乱、粉碎‘苏旦汗国’的分裂阴谋和反抗沙俄的入侵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更令人自豪的是,他们在到达伊犁的37年后,将原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塞外江南,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长200里的‘察布查尔大渠’的开辟,成为了西北边疆粮食丰收和幸福生活的源泉。”

广玉清说:“200余年来,为怀念先人和纪念一部分锡伯族西迁祖国西北边疆的伊犁地区,驻防戍边的英雄业绩,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日,都作为锡伯族传统的特色节日‘西迁节’。”

生命中出现了一位改变她命运的人物——伯父广禄

季节交替,世事更迭。一个多世纪后,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其牛禄(nadaci niru)一个名叫广睿的官僚家庭降生了一个女婴,她就是锡伯族西迁最后一位领队大臣富勒怙伦的孙女。她本来姓孔,名兰香,学名广玉清,父名广睿的第一个字,作为了她的姓氏。

“1927年不到一岁时,父亲不幸染上了急性脑炎突然病故。撂下我和母亲两人艰难度日。母亲当时只有19岁,年轻的母亲在万难中把我抚养到四五岁时,便在亲戚们的撮合下再嫁。”

封建大家庭里,绝对不允许唯一的孩子被母亲带走,广玉清成为大家庭中的孤儿。她由奶奶和姑姑带到七八岁,虽然生在富有的家庭,也不曾有过真正的快乐。

这时,广玉清生命中出现了一位改变她命运的人物——伯父广禄。

“伯父广禄号季高(孔古尔氏,伊犁锡伯营正蓝旗人),曾任锡伯营总管,署领队大臣等职。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伊犁惠远学堂,1919年赴北京求学,考入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25年毕业。当时的国民政府新疆省主席杨增新委任其为省政府外交股科员,不久改任俄文秘书,又派赴驻苏联斋桑领事馆,任秘书兼代馆务。1928年奉派以委员名义赴京公干,1929年为驻苏联斋桑领事。1931年代表新疆农会参加国大会议,不久被任命为立法委员,当年4月任前国民政府驻苏联塔什干总领事。”

广禄到苏联3年,也没有忘记作为伯父的义务——接侄女玉清到苏联读书。“我在那里上最好的学校,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我也接触了苏联普通百姓的生活,和他们交朋友,受到他们的关心与爱护。因我幼年去苏联读书,所以俄语学得和俄罗斯人一样,性格也变得活泼开朗。”

1938年新疆盛世才政府开始镇压一切进步力量,竟以商讨外交事宜为名,骗广禄赴迪化(今乌鲁木齐),无故监禁。广玉清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她在苏联度过了6年学习生涯,于1940年回国。回国前“前苏联外交部部长及夫人找过我几次,劝我留下来继续读书。他们担心我回国后作为政治犯的亲属没有机会读书了。但我反复思考后,仍决定回国,即便它贫穷,落后,但毕竟是自己的祖国,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回到了家乡,广玉清不会说锡伯语言,就从头学起。她在乌鲁木齐市10年制的俄语学校继续读书,毕业后被学校推荐上了新疆女子学院新成立的医学专修科(大专,用俄语授课)至1946年。在她学习期间,伯父广禄的政治生涯有了转机,新任的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将他获释,并保举他为新疆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社会处长。1946年底广玉清同被任命为立法委员的伯父去了南京。

伴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声,广玉清在南京政治大学法律系坚持读了两年书。1948年,中央政治大学跟着国民党政府离开了南京。她也离开了该校。“上海解放前夕,伯父作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逃往台湾。他到台湾后开始从事满洲民族史研究,并在台湾大学讲授满文,1973年病逝于台北市邮电医院。”

“你为何不跟伯父走?难道你真的没考虑后果吗?”记者问道。广玉清说:“因我在苏联念书期间,受社会主义影响很深,我热爱苏联人民的生活,希望我们国家也能像苏联一样。”

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文工团,命运从此和人民军队联系在一起

伯父走后,广玉清非常想念新疆家乡。1949年6月,解放军在上海招文艺人才,准备在开国大典上演出,然后去新疆。广玉清立刻报了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文工团,命运从此和人民军队联系在一起。

广玉清到了西安,在西北大厦看望了伯父的好友张治中将军,告诉他自己参加解放军的消息。张治中说:“很好,你是个有志的青年,我支持你!你下次穿上军装我们留影做个纪念。”广玉清第二次去张治中将军处,看见他屋里坐着两个首长。张治中站起来,向贺龙、彭德怀介绍:“这是我的好友广禄的侄女叫广玉清,刚参军,就在你们西北军区文工团。”贺龙、彭德怀都赞许地点点头。

不久,西北文工团改为战斗剧社随贺龙派赴西南,而广玉清因会俄语,且是新疆人执意要去西北,上级同意了她的要求。1949年12月,她乘卡车来到了兰州,在这里开始了她的俄文口头与笔译翻译工作并担负起培养翻译的教学任务。“在学校开学典礼上,西北军区政委甘泗淇上将还有宣传部的几位领导都讲了话,我作为这个学校的业务负责人也讲了话。”

1951年,鸭绿江边燃起了熊熊战火,甘泗淇上将赴朝参战。接任他政委兼党委书记职务的是廖汉生。同年年初,中苏两国签定了友好条约,苏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总部、大军区、各军兵种都派了军事顾问团。广玉清负责苏联顾问的翻译工作。

苏联顾问一年80%的时间都在检查部队的训练情况和生活情况,为此广玉清当翻译也很辛苦。广玉清说,怕的不是辛苦而是出错。“一个苏联顾问曾对我说:‘你千万不要翻译错了,否则,我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20年。’”

广玉清清楚自己:俄文翻译成中文是强项,而中文翻译成俄文是弱项。

一次,她陪同苏联顾问与廖汉生政委去参加高级步兵学校和第一步兵学校联合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苏联顾问连夜赶第二天的讲话稿,由于要报北京总顾问团审阅再转苏共中央同意,仓促中,出现了一些生涩的专用术语,影响了广玉清第二天的翻译。“我看见台下嘀嘀咕咕,会后,廖汉生政委拉着脸严厉地批评我:‘你怎么翻译的?你懂吗?’我说,不懂。廖政委听后更生气了:‘这是党代会,你不懂还装懂,简直是乱弹琴!’”广玉清感到没了面子,眼泪叭嗒、叭嗒流了下来。晚饭也不想吃,廖汉生亲自去叫她:“批评两句,你还哭鼻子,连饭都不吃,走!吃饭去。”广玉清深受感动:“廖汉生政委不仅工作上严格要求我们,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他虽然当时让我下不了台,但事后想想还是口服心服。”

广玉清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廖汉生政委是恨铁不成钢,他希望我进步。那次批评使我改正了自己的许多不足。”

从那以后,广玉清为了提高中文水平,整版整版地背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及其文章。工作中的专用名词也都一一记下。

1953年初,西北军区搞了一次较大的秋季演习,军委各部门、各军区领导及军事顾问总团都轮流去参观。

广玉清清晰地记得:“那天开幕式的下午,突然来了个参谋,说军区首长让我去做翻译。因上午翻译太慢,影响了大会进程。苏联首席顾问弗拉托夫(大将)又着急又生气,因他是政治顾问,怕翻译错了,故此把我给调了过来。”会议开始了,广玉清准确无误而迅速地把中文翻译成俄文,使会议顺利地进行。与会的全体顾问和翻译非常惊讶。广玉清,这位年轻有为的姑娘,给与会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这次会后,廖汉生以及从北京来的苏联总顾问团团长在整个秋季军事演习期间都将广玉清带在身边。她也因此受到了好评,并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挂了号”。上面几次调她,都因领导不放而没调成。1954年全军区第一次开展评功臣、模范活动,广玉清成为全军区唯一一名被评为三等功的女性。

1955年5月,中央军委成立了中央训练总监部,广玉清由彭绍辉上将带到北京,安排在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条令部当翻译。

广玉清还负责解放军大连俄语专科学校的业务工作。“这是一所培养国内俄语翻译和输送到苏联各兵种的俄语高等军事人才的学校。我会同教育部的苏联专家曾几次到大连俄专检查工作。”

1957年批判教条主义,苏联专家陆续离去,军委训练总监部解体,广玉清随军事科学 条令部来到了新成立的军事科学院。

从部队到地方,几经周折,心中仍然保留着战胜困难的勇气

广玉清业务熟技术精,按照国家制定的翻译标准,1955年实行薪金制时,她被定为一等二级,月薪266元。(薪金制分5等,每个等级都有一二三级。)由于级别高薪水高,她在“运动”中难逃厄运。“1955年肃反运动以及1957年反右运动,有人说我出身不好,为什么过得那么好,问我想过没有?我想,不就是说我评高了吗,于是主动提出降了三级。”谈到往事,广玉清伤感地说:“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心里创伤挺多,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被别人信任。”

1958年广玉清找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彭绍辉,要求转业。“自己的家庭背景不适合在部队工作,历届运动都有份,受审查的滋味实在太难过了。领导不放,说:‘你在这儿是部俄语的活字典。’”在广玉清的一再要求下,领导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分她到中科院编译组。但“从军事翻译转为科技翻译难度太大,我又请求到大学工作。”1958年8月1日,中国科技大学正式成立,广玉清作为第一批建校先遣队成员到了中国科技大学。

后来她又被分配到了该校研究生院,直至1966年“文革”。“不让回家,说我被革命群众专政了。”广玉清被关了起来,“空荡荡地放了一张床,晚上又关进来两个人。一个朝鲜族青年教师想不通,用凳子把木条钉的窗户砸开,从楼上跳了下去,一个活生生的人瞬间在我眼前就没了。”被专政了一年,有一天,看守的人对广玉清说,你自由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愣在那儿了。”

1970年中国科技大学搬到了安徽合肥,广玉清跟着教研室到安徽农村劳动锻炼了两年,“复课闹革命”后,她和教研室的同仁回到合肥市。

她提出“能否搞一个进出口图书展览?”方毅听后说:“很好!”

1973年广玉清为照顾家庭调回了北京。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工作,任科技图书编辑室主任。当时,主持科技工作的方毅副总理去她们那里视察,广玉清建议说:“要打开视野,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否搞一个进出口图书展览?”方毅听后说:“很好!”

1978年4月,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期间,广玉清搞了一个几万册的进口图书、杂志的展览,吸引了全国科技大会的代表纷纷前去参观。“有的做笔记,有的拍照、有的干脆用打字机摘录书中的有关内容。这次展览很成功,代表们给我们留了许多评语,希望今后多举办这样的展览。”

由于身体关系,1979年广玉清调到离家较近的国际关系学院工作。1982年被评为教授,成为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走出的唯一一位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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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话对我是巨大的鼓舞

1955年,广玉清在精英齐聚、卧虎藏龙的军委训练总监部工作,当时刘伯承、叶剑英元帅都是她的领导。这年下半年,因工作关系她认识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每周六晚在北京饭店跳舞。他很关心我们,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单位、民族和家庭情况,当我说是新疆锡伯族时,周总理兴奋地说:‘你们锡伯族人少,很勤劳、很努力的,在新疆察布查尔的锡伯族是优秀的,有自己的语言文字,80%的人不仅通晓本民族语言,还兼通汉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有不少人还通晓蒙古语、俄罗斯语,很不简单呀!’总理不仅对锡伯族评价很高,还说了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人口只有8561人。当问我在那里工作时,我说在军委训练总监部,周总理高兴地说:“好好干吧!锡伯族中在军队里的不多呀,你还年轻(当时我二十几岁),像你这样的女性是第一个,你要好好努力。”总理惊人的记忆力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他只见过我一次面,再次遇见我,就说:‘那个锡伯族小姑娘过来’。总理在与我的交谈中,说我进步了,勉励我好好努力。”周总理的话对我是巨大的鼓舞!

李真将军与我的儿子

1949年,我到西北军区工作时怀上了大儿子。时任西北军区秘书长的李真十分关心我。半年后孩子临产,她就送我去医院。路上坑坑洼洼,她说,司机你轻一点。后来车开得像牛车一样地慢,把我送到兰州最好的教会医院,是两个留美的助产士帮助我接生的。

孩子生了下来,她又来看我,我感到特别亲切。记得那是冬天的一个早上,助产士把我从产房推出来,她早已站在门口等待。我一见到她就哭起来了,脱口叫她“妈妈”。

李真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外甥女和丈夫甘泗淇的几个侄子侄女。她把我也当做她的孩子。我生完孩子后她来接我,回去后,不会给孩子洗澡,怎么抱都不对劲。她说,我看看。她也不知道怎么洗,但她洗得比我好。孩子也不哭了。她说,你等着,我明天再来帮你洗,第二天,她又来了。她给我大儿子取名于瑞,希望他像董存瑞一样勇敢。

1957年我又怀孕了。李真那时是总政纪检委的主任。她问我:“你脸色怎么那么苍白?”我说,我也不知道。她说知道了。并叮嘱我要多吃水果,我住的附近是北京公主坟商场,没有什么水果。她回去后,就叫炊事员骑自行车给我拿来一兜很甜的芦柑。

李真常对我说,“你是锡伯族,千万不要忘了你们本民族的语言,不要忘了自己是个少数民族。”并问我和妹妹说话用什么语言?我说用锡伯话并让她放心。李真在政治上也十分关心我,鼓励我积极加入党组织,并不要因为家庭出身而放弃信仰。

记者手记

半个多世纪以来,广玉清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从封建官僚家庭到走进革命队伍,几经风雨几经磨难。心中执著地保留着属于锡伯族西迁精神的空间。她说:“自己与祖父所走的路,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长征,都会碰到路途的险峻,都会面临寒风酷暑,都需要有着战胜艰难险阻的勇气。”她使记者明白,虽然时代更迭、历史交替,长征的形式不同,内容不同,精神却相似——这就是锡伯族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爱国奉献的血浆!

正因如此,她在所走过的路上,哪怕遍体鳞伤,也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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