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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转的乡愁》之五:身边的“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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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科尔泌沙地北缘后,西辽河与东辽河在昌图西北相会,始称辽河。从地图上看,自三江口向南,曲曲折折的河道垂直流下,构成了昌图县的西部边缘。当她一路流过通江口,缓缓转向东南后,又成为分隔开原市与铁岭县的界河。在平顶堡一带,她受到东部山岭的阻拦,其流向“等角反射”般由东南骤然转向西南,进入辽河平原,此后方换来一路坦途的轻盈漫波。

       若以历史、地理的双重视角,俯视开铁间陡然翻转的河段,辽河直如一笔飞挑而出的“对号”,醒目地标注在辽北大地上。若将历史的时钟扳回到1698年,刚刚完成第三次东巡祭祖的康熙皇帝——这位大清帝国擘画者在检阅东北防备后,此际的目光恰好久久停驻在这片位于辽河流域上游的盛京边墙地区。

2014年3月,春风再一次拂过银城北侧的辽河河套,融融暖意催开近岸的冰层,电厂巍峨的冷凝塔与河北三台子东西铺展的村舍,一同倒映在窄浅的一泓春水中。这是开原锡伯民间学者王东升、刘兴晔等人第二次造访镇西堡三台子村,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当地锡伯人的历史与民俗。

“即便在锡伯人中,他们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并有十分明显的体貌特征。最典型差别是头发微黄,面色白,略近蛋清色,眼珠黄褐,这个特别的部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吉布锡”。同行的开原锡伯研究团队成员、开原市旅游局局长刘兴晔长期以来,也在关注着这一族群,“开原锡伯人中,有一支叫吉布锡的部族。也是最近才得知的——因为此前从没有哪位锡伯学者论及或提及此说,我是从台湾锡伯研究专家那琦先生著作《开原县的锡伯族》中看到的,他也是开原锡伯人!”

“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比我更白了,当年,追我的姑娘不知有多少!”村支书何长福牛气十足的话,在远道而来的采访者中引发一片笑声。可从门楣上挂着的何长福儿子那张帅气白皙的婚纱照来看,何支书所言不虚。

同村年近七旬的何仁厚,一生务农,同样白生生的一张脸,“别人干农活,晒完确黒,而我就红一阵!”贴近端祥,何仁厚的面色并非北欧人的那种惨白,而是淡淡地黄,却寻不见一条静脉,眼球也不是黑色的,而是黄褐中揉着碎光,似举进阳光里的琥珀!

俗语道: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无人预料,表面上“玩”得很HI的皇帝在返回紫禁城内不久就发出一道上谕,并永久地改变了一个民族命运和历史轨迹。

刘兴晔在《开原“西僰”与铁岭“吉布锡”》一文中记述到:开原、铁岭及沈北一度作为锡伯族迁徙路上的居留地之一,今天新疆的锡伯族人大多数都是盛京锡伯族后裔。而锡伯族历史上曾有多种名称,如师比、鲜卑、矢比、西伯、席百、席比、席北、锡伯等,而开原、铁岭则有自己的称谓,开原叫“西僰”,铁岭叫“吉布锡”。

“西僰”即是锡伯的前称。清代,铁岭锡伯人的主要任务是戍守城,巡护柳条边墙,护卫柳条边门,管束尚阳堡流人,守护驿路、驿站,开原是清代锡伯族官兵的驻防重地。这些锡伯官兵在各自的“卡伦”上执勤,家属则在水草丰美的河畔沼泽地里渔猎屯垦。至今在开铁辽河套中留下了许多锡伯族村屯。谙熟地方掌故的刘兴晔说,“开原这些锡伯村屯全部在城西的辽河套内,并包括支流的亮子河畔。今天,开原的锡伯族村屯有小湾屯、金沟子、二道房身、贾屯、大湾屯、单楼台、谭相台、老虎头、英守屯、南花楼、瓜台子、沙河铺、大孙台等。”

台湾学者那琦在他的《开原县的锡伯族》一书记载:“开原县下锡伯村屯之分布,重点在城西,城北、城西南等地较少,而城东则绝无。” 据刘兴晔介绍,1942年出生于开原的那琦先生在做关于锡伯族的“农村访问调查”时,从开原老城去开原城西大湾屯的三伯父关恩锡家串门,见到伯父的何姓舅舅,就是铁岭县三台子屯的“吉布锡”人,相貌与普通锡伯人大不一样,典型差别是“头发微黄,面色微白”,“略近蛋清色”,“眼珠亦稍黄”。那琦奇怪地问他们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人“自称铁岭县之锡伯均为吉布锡”。

那琦还发现,“试询以吉布锡语言,在说一、二、三等数字时,发音均近似达斡尔语,而与锡伯语言不同”。那琦从史料记载判断“因康熙三十一年,从科尔沁蒙古贵族中被赎出的锡伯人被朝廷派驻伯都讷(今吉林夫余县)布防,设锡伯佐领三十,瓜勒察佐领十,七年后,两族人移盛京将军所属各城,独存锡伯之名,而瓜勒察一称则渺然不可究诘”。那么这些卦尔察人到那里去了呢?从肤色、发色和语言等特征分析,如三台子村自称“吉布锡”的这群特殊的锡伯族人,极有可能就是那些消失了的卦勒察人。

沈阳太平寺的锡伯族家庙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于嘉庆八年(1803年)在寺内立石碑两座,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内容相同,今有满文石碑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碑文追述了锡伯族人民早期活动的地域和迁徙情况:“青史世传之锡伯部,原居海拉尔东南扎拉托罗河流域。嗣于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纳等处编七十四牛录,历时四十余年。康熙三十六年,蒙圣祖仁皇帝施与鸿恩,将锡伯等编为三队,移入盛京,分驻各地效力……”

碑文所记“蒙圣祖施与鸿恩”的事实真象的“B”面,可在一则发至黑龙江将军衙门的《上谕》中一见究竟:表面上祥和圆满的第三次东巡中,康熙皇帝对东北边备失望至极,回到京城后,他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慨,不留情面地在《上谕》中斥责道,“盛京、乌拉(吉林)官兵不知法度,不像围猎之兵,风气极坏……此次,将军、副都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着停发俸禄,以观后效。”随后,康熙如他的祖父皇太极一般,再次想起了能征贯战的锡伯“打牲部落”,“伯都那、乌拉所有卦尔察兵,着并居伯都纳,看护牧群。伯都纳所有锡伯人等,着迁至盛京。免除盛京八旗兵内懦弱之辈、家奴披甲,由锡伯人内选其身强力壮者,披甲代替,乌拉所有锡伯人等着迁来京师当差。”

《上谕》中提到的卦尔察兵,就是那琦所说的“瓜勒察”部族,依照那琦的推论,他们与锡伯人曾一生活在松花江与嫩江的交汇处,迁徒中却因部族数量微薄,而在“两族人移盛京将军所属各城,独存锡伯之名”。

300多年以后,一些皮肤白皙、眼珠微黄的人,夹在开原、铁岭的农民和察布察尔的牧民中,他们已不记自己来自何处,更无从生发出锡伯人浓浓的乡愁。人群中,他们只是远远地憨厚地笑着。只有那特异于周围的外貎,还在昭示着一个丢失了称谓的部族和她那经年久远、难以打捞的历史!

(铁岭晚报  金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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