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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转的乡愁》之三:巴图鲁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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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年来金戈铁马纵横驰骋,岂容沙俄的魔爪来凌辱和吞食,每一个嘎善都是一个英雄的城堡,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了每一寸土地!”

  嘎善,锡伯语意为村庄、家乡。即使是在今天的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这首记述苦难历程与英雄业绩并载着无尽乡愁的《西迁之歌》,依旧在绿草肥羊的伊犁河谷传唱不息。

  由于地处偏远且长期独居,锡伯族的语言与习俗在察布查尔县被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每年农历4月18日,盛大而激悦的西迁节将天山北麓、伊犁河南岸贯常的静谧一扫无遗。毡房外,锡伯族姑娘身着节日盛装,在葫芦制成的绰伦琴伴奏下,成群结队地跳起民族舞蹈“贝伦舞”,而小伙子们则在更为开阔、辽远的草场上,赛马、射箭、摔跤。

  2008年,锡伯族“贝伦舞”与“锡伯弓箭制作技艺”双双成为察布查尔锡伯人引以为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民族的原生文化,在他们西迁前的故土、隔着万重关山的沈阳、开原等锡伯同胞眼中是那么地弥足珍贵、难以企及。

  去年,抵达察布查尔县后,重走西迁路的队员们惊叹于锡伯文化的炫丽多姿,仿佛孩子丢失了童年玩具,赞叹之余又为东北家乡的民族文化轶散消失而深感婉惜。考察伊犁河谷后,民族心灵被唤醒的关静对重拾于天山下的锡伯亲人,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近三十年来,被称为“箭乡”察布查尔县,每年都在为国家射箭队,输送着大量的体育人才。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个人射箭冠军张娟娟就来自这里。而历史上,锡伯人的反背复合式“角弓”,一度是中原王朝垂涎艳羨的贡品。

  无独有偶,内蒙古东南部的巴林右旗也因善射,而被誉为“射箭之乡”。巧合之处在于,肇兴于西拉木伦河的契丹人与源出嫩江流域的锡伯人,本同出东胡一族。这支自商代起就逡巡于中国东北部、存续一千三百多年的游牧民族,身影飘忽,却同样因娴于弓马,而使得中原王朝恶梦连连。汉代史官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这描述:“他们还是孩童的时候就骑在羊身上,用弓射鸟和老鼠。长大些,则射猎狐兔,当做食物。成年之后能开满弓,被充作披甲的战士。”《魏书》中对锡伯先祖——鲜卑人也有类似的描述:“俗善骑射,以战死为荣。预战时,族人操弓箭飞身上马,欢呼相应”,听上云简直就是北美印地安人的亚洲版!

  如果以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等量齐观这样两个民族,会得到如下的图景:南方的中原家庭诞下一个男婴,邻人皆道“弄璋之喜”,喻赞他今后将“手持圭臬”,仕途上飞黄腾达,从此这个孩子要日日苦读,走上一条科举闻达之路;而在松嫩平原上,被牛粪烘暖的毡房里,若谁家生了男孩,门前就要挂一张弓,希望孩子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弓马娴熟的勇士。就如司马迁记述的那样,从此他弓不离身,从食物链底端向上,标的将从小老鼠到大老虎。满18岁后,他还要通过部族严苛的骑射考核,达标者方能光荣入伍,成为披甲战士。而此际,南方的孩子也已长大成人,他身着长衫稳步上台,谦恭端仪,戴上父亲亲手赐与、象征着成人的帽冠,横插玉籫,祭过孔圣后成为“大人”。

  从这样的对比中,便可以理解察布查尔“箭乡”的由来,以及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交锋时屡屡挫败的根本原因。然而,比较的意图绝非是厚此薄彼,因为文治武功,各有所长各有所用。无奈在于,中国古代文士总乐于将自己标榜得琴心剑胆、文武双全,可自春秋之后,文人们身上的剑,与当前招摇过市的“LV”无异。而锡伯、契丹、蒙古、女真及至消失于漠北的匈奴皆是一支支弓强马烈、货真价实的劲旅,他们多动症般你突我进,“急倏倏而翩翩然”地游曳在北纬40度的边境上,手风顺,就掳回去一两个皇帝,兴致盎然了,就南下建起一个政权。

  “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司马迁针对胡人的“天性论”译过来,就是他们“拿起锄头是农民,拿起枪炮就成士兵”。这些游击战真正的发明者,“利则进、不利而退”,从不讲气节,更羞于逃跑。清政府自立国起,就不断利用这股“骑射力量”,出征云南,驱逐缅甸入侵之敌;远调西北,平息准噶尔部的叛乱;开赴四川,征服了大小金川的土司叛乱。十九世纪,又相继歼灭新疆张格尔叛匪收复南疆四城、粉碎伊犁苏丹汗、抵抗沙俄入侵。

  “开原有两份锡伯族圣旨,是我祖上留下来的,上世纪80年代被档案馆收藏,外边没人知道。”自新疆返乡后,在八宝镇大湾屯退休教师关荣林的提示下,开原旅游局局长刘兴晔、副局长关静,在市档案馆首次发现两道清光绪年间表彰锡伯英雄的圣旨。开原市档案局局长万千秋评价说:“这两份圣旨的文物价值很高,是极其珍贵的锡伯族文物和历史研究资料”。

  两份圣旨其中一份是封赠大湾屯武将瓜尔佳·依桑阿及妻子的诰命。清代对有功劳、有政绩官员的奖赏办法之一,就是在国家庆典时,给官员及家属封赠名号。光绪皇帝在圣旨中大赞依桑阿“修捍疆团,允称干城之选”。光绪十七年(1891年)时,依桑阿作为奉天派出的援军,在朝阳击败热河来扰金丹邪教贼匪,因战功而得赏二品顶戴,成为名誉总兵。

  在数千年弓箭文化的熏染中,锡伯族中涌现出了大批的英雄人物。清太祖时期的费英东,因骑射勇猛、战功卓著,被努尔哈赤称为“万人敌”的英雄,顺治十六年被列为诸臣之首;嘉庆年间的布彦图,猿臂善射,在平定张格尔叛乱时,冲锋陷阵,孤身射杀三十余敌,其在木兰围场中因骑射出众,嘉庆皇帝特赏赐之孔雀翎,后被任命为西安将军;还道光年间的萨凌阿“弓箭优良,射杀匪首十余人,屡立战功,受军功花翎,赐巴图鲁名号,升锡伯营副总管,其像置于紫光阁”;锡伯营总管德克精阿,据军机处满文《月折档》记载,“作战十一次,作战勇猛,骑射出众,射杀贼匪39人,七十岁时马步箭可观,受赐之肃勇巴图鲁名号,其像置于紫光阁”。

  “巴图鲁”在锡伯语与满语中都是英雄的意思,音近蒙古语“巴特尔”。纵观满清立国至一统天下的近三百年间,在抵御外敌、平息内乱的历次战争中,屡次为清廷倚重的“骑射劲旅”。

  锡伯人将弓马习俗和保家卫国的责任以及强烈的英雄情结融入于民族文化和民众的信仰中,这为锡伯族带来了不世功业,令锡伯英雄谱上群星闪耀,但恰是因为英雄辈出,令这个英雄的族群一度被蒙古人压制,被女真人利用。他们长期在祖国的边境线上徘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兜兜转转,分分合合,三百年来,锡伯族渐以流放的姿态,熔铸成一幅悲剧英雄式的民族面貌。

  1860年,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沙俄或以武力威胁或以外交讹诈的手段,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等一系列勘界条约,加上其偷偷搬移界牌的非法所得,侵占中国约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块曾在锡伯族世代舍身搏命守护的北疆、相当于德法两国国土之和的北方领土,被没落的满清政府拱手让与他人。

  察布查尔的伯族射手间流传着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如同射出的箭一样短暂”。在漫延于辽河与伊犁河流域、睽隔两地的锡伯乡愁中,英雄的事迹早已融进民族的血液并化为一段段经久不息的传奇。当大雁结队掠过老虎头村南的滩涂,当伊犁河谷两岸的白桦树抖落黄叶之时,对于锡伯人来说,乡愁或许不仅仅是东北故土或家舍的形象,还有对那些戎马倥偬、马革裹尸的英雄时代和时代英雄们的追思。  

(铁岭晚报 金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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