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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帝分治锡伯族看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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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在开国史上的几件大事,都关系到锡伯族的大迁徙。也是清政府对于锡伯族实行“分而治之”的开端。从中看出清朝的康熙皇帝在统治各民族的政策上,有了新的转变。

这要从清朝建国初期开始。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开始兼并邻近诸部,为了遏止建州部势力的扩张,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发生了清开国史上著名的“九部之战”。有叶赫、哈达、辉发、乌拉、扈伦四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里、纳殷、长白山二部等九部联兵三万,分三路向努尔哈赤进攻,双方激战于古埒山(今辽宁省新宾县夹河乡胜利村)。结果努尔哈赤战胜,九部联兵溃败。锡伯族是九大部族之一。这样的生死存亡的战争,对于作战的双方不能不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

在蒙古各部落中,先从科尔沁蒙古编旗开始。“九部之战”后,科尔沁蒙古陆续归附于后金,努尔哈赤建立的新政权;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与蒙古联姻,进而将科尔沁编为蒙古旗。从崇德元年(1636年)至顺治五年(1648年)先后设立科尔沁左翼中、前、后旗,科尔沁右翼中、前、后旗,郭尔罗斯前、后旗,土尔伯特旗和扎赉特旗等十旗。在这过程中,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族,也按姓氏编设佐领、分归各旗,成为蒙古八旗的组成部分。扎萨克(蒙语,旗长)由蒙古之王、贝勒等贵族充任,以及管旗章京、参领等要职都由蒙古担任,锡伯族只能任参领、佐领和骁骑校等末职。编为蒙古旗的锡伯人,除向科尔沁王公台吉等纳税服役外,还得去出清政府的各种官差,遭受双重剥削和役使,负担是很深重的。

据沈阳市锡伯族家庙《碑文》记载:“青史世传之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编有七十四牛录,生息四十余载。于康熙三十六年,蒙圣祖仁皇帝施与鸿恩,将锡伯部众编为三队,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迁入盛京,分驻各地效力……”。这里记载的锡伯族早期活动区域及南迁盛京等历史事件被锡伯族史研究者视为珍宝,该碑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我们今天要了解锡伯族南迁盛京的历史,先要看锡伯族先人留下的这个碑文,理所当然。锡伯族被清政府从蒙古旗中“赎出”编为七十四牛录,分驻齐齐哈尔城二十四牛录,伯都讷城三十牛录,乌拉吉林城二十牛录,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赎出”总数为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锡伯外,还有卦尔察和达虎尔。除老人、幼童及家奴外,可披甲者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共编八十四牛录,卦尔察十牛录,锡伯七十四牛录,这与碑文所记七十四牛录相符。驻齐齐哈尔二十四牛录,其中锡伯十九牛录,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达虎尔五牛录,兵丁七百五十名。因达虎尔在科尔沁时任官者少,其五牛录佐领亦由锡伯人委任,故统称二十四牛录为锡伯牛录。其中披甲一千二百名,附丁二千四百名,都是从附近居住的锡伯、达虎尔人中拣选的。康熙皇帝施恩由蒙古王公台吉处赎出锡伯人众,并将鄂尔布之子苏色、巴果牢、巴海、鄂尔胡买之子富尔塔、布得库等,允准认丁,拨往齐齐哈尔驻防,在此处编牛录,住六七年之久”。移驻伯都讷新城三十牛录。披甲二千名,是从伯都讷附近拣选的;附丁二千名,是将散居科尔沁王所属地方,西拉木伦,养息牧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都集中起来,依次安置于伯都讷附近。另又从伯都讷兵丁内拨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移驻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附近北岸绰尔门地方。此两处驻丁均归伯都讷副都统管辖。移驻吉林乌拉二十牛录。披甲一千名,附丁二千名,都是就近从锡伯人中拣选的。此二十牛录兵丁,归宁古塔将军佟宝管辖。上面移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的锡伯官兵七十四牛录,他们的任务是:驻防城池,坐卡巡边、保护台站、防范盗贼;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籽种,开垦种田。其中一半供养披甲,一半交纳官粮。

康熙三十七年(1692年),玄烨皇帝巡幸东北后,命齐齐哈尔锡伯人迁至归化(呼和浩特),后因归化缺少粮食改迁盛京(沈阳),命伯都讷锡伯人迁至盛京,命乌拉锡伯人迁至京师(北京),这样,刚被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不到七年的锡伯族,又被令举族迁徙,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的三年间进行的。锡伯家庙碑文记载的康熙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有误,均早记了二年。刚移驻齐齐哈尔等三城的锡伯人为何要迁往盛京与京师呢?迁徙办法及途中遭遇又都如何呢?一是康熙帝巡幸看到的“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风气极坏,将军惧于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不象围猎之兵”;“将军、副督统、协领、章京、骁骑校并不效力,甚属可恨”。特别是锡伯官兵“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更不能令皇上容忍。于是,便将愤怒全发泄到锡伯人身上来,予以制裁。二年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内务府等衙门的咨文对此可以说讲的淋漓尽致:“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服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驾临乌拉时,锡伯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因并不效力,又丝毫不懂道理,故将锡伯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处及京师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学道理”。并且,“将锡伯、卦尔察内补放之佐领、骁骑校,概行革职”。很清楚,这次的制裁是利害的。可以想见,锡伯人到盛京等地后就是“分到八旗兼管”,实行“分而治之”了。 二是迁徙所用车马、粮食均自备。命伯都讷、乌拉的锡伯人不误农时,于春耕前迁到盛京、京师。之后齐齐哈尔锡伯分两队,首队十二牛录锡伯人等,在春耕前,迁到乌拉境内,利用伯都讷,乌拉已迁走锡伯人等现成田舍,选择肥沃之地耕种。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明年迁移之一半锡伯人等,亦照此迁徙。此种情形,在锡伯家谱中就有记载。边台韩姓锡伯家谱云:“后由齐齐哈尔迁来时,乌苏布、鄂尔胡买等,在伯都讷地方又住了三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讷迁入盛京,编入牛录当差”。三是迁移途中逃死之人何止千计。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一万八百零六口人,逃死七百二十一人,余一万零八十五口。这是从宁古塔将军沙那海为锡伯等在迁移途中死亡人口事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咨文中统计出来的。共有三个数:由齐齐哈尔送至伯都讷时逃死亡二百八十一口;到伯都讷后逃、死二百零一口;由伯都讷起程前死逃、起程后途中死逃二百三十九口。这个数字还未必准确。咨文中引用“奉旨”,对途中逃亡者要严加查拿,“奉旨”曰:“先后逃、死之人,足以千计,并未具陈在何处逃死,逃亡者系谁家之奴,彼等皆已偷卖,今谎称逃、死耳”。这只是十二牛录的数字,那么七十四牛录逃死者的数字又该是多少呢? 再次,锡伯之女,查出送部嫁给管领无妻之人。只因为锡伯官兵对皇上的驾临,“未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之恩”,于是便发下谕旨,将锡伯迁至盛京等地,均分入八旗兼管,这还不够,还要“将锡伯人等自赎出之年起嫁人之女,逐一查明,将正身(确是本人)一并解送(押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对此,其内务府及户部衙门执行咨文称:遍行八旗,盛京等处及直隶诸城,均火速照办,并详列应查之人:“十五岁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岁后,解送配嫁”。寡妇也不放过,都要查报。

锡伯族南迁盛京后,原有官职已被裁汰(免职)。“分至八旗兼管”当差,被分散到全省各地效力。一是这种变化,在锡伯族先辈留下的逸事与家谱中均有留传。锡伯族人最厉害,清庭将军衙门没敢给单独编旗,而且编在满洲八旗之中,哪旗都有。清将军衙门把锡伯族头人用酒灌醉,待酒醒问:‘何时编旗’?清官员答道:‘编完啦,你们哪旗都有’”。 “锡伯人刚勇诚朴,善战、屡立奇功,其所以不单设牛录而分隶于各旗者,实因彼时当道之忌”。此种事例很多,不再赘述。二是分驻要地除盛京(沈阳)外,还有开原、铁岭、抚顺、兴京(新宾)、辽阳、牛庄(海城)、盖州、熊岳、复州、金州、凤城、岫岩、巨流河、白旗堡、小黑山、广宁(北镇)、闾阳驿、义州、小凌河、锦州、宁远(兴城)、中后所(绥中)、中前所等二十三处。锡伯兵分到这些地方数目不等,多的一、二百名,少的一、二十名。都是替换原满洲八旗中的“懦弱之辈”。至于分驻各地的总人数,约在六万人以上(以齐齐哈尔首队十二牛录到达盛京为一万零八十五人,再用七十四牛录推算)。三是锡伯族刚勇诚朴,强悍善战,屡建奇功的效力品格,逐渐为清政府所重视和启用。雍正元年开始在锡伯兵中挑选护军(守卫宫城的八旗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颁谕旨:“按旧制,凡卦尔佳、锡伯等咸不委任,后将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不可仍溺于旧制,着施恩一体委用”。之后,锡伯人内“已有官至副督统、总管、一等侍卫者”。虽然如此,被提升为二品的锡伯官员,其户册一定要转入在京满、蒙八旗籍。另外,即使是与满、蒙官员同品级的锡伯官员,在待遇上又有较大的差别。

通过以上的情况看,康熙大帝认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要优先解决蒙古和满洲共同体内的各个民族统治问题。对于强大的科尔沁同锡伯族的一统性,直接威胁着清朝政府的统治权,必须分化瓦解,使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政府服务。把原来统一的锡伯族军队,分化为多股力量,驻防在多处,达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同时,也充分发挥了锡伯族官兵英勇善战的特点,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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