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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的源流

锡伯文化 daxiqian 1629℃ 0评论

20150115142116

   关于锡伯族的源流问题,已发表了很多文章,如与满族同源说、与女真同源说、为蒙古的一支说和北鲜卑的后裔说。我认为北鲜卑的后裔说是准确的,而且应当说是直系后裔,谨参考贺灵、佟克力著《锡伯族史》和白友寒著《锡伯族源流史纲》加以简述:
   “鲜卑人乃是我国古代北方东胡族系的一支,最初游牧在大兴安岭及呼伦贝尔草原广大地区。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即公元89年),北匈奴败于汉将窦宪,大部分匈奴西迁,鲜卑遂进入北匈奴故地。东汉桓帝时(公元158至167年)在首领檀石槐的领导下,鲜卑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以后逐渐南下,统一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以后又分裂为南室韦和蒙兀室韦,南室韦转化为锡伯,蒙兀室韦转化为蒙古。
   北鲜卑南下后仍有少数人留居故土,演变为锡伯族。由于地理环境没有改变,使她们保留了故鲜卑一些特征,如风俗、语汇和族名,形成了北鲜卑的直系后裔。
   根据辽宁沈阳市锡伯家庙《太平寺碑文》记载,锡伯部族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扎兰陀罗河即绰尔河。又根据米文平《英雄民族的摇篮》”一文记叙,1980年7月3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内,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皇帝派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始刻于洞内石壁上的祝文。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它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嘎仙洞即《魏书·礼志》所载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从这两处遗址证明锡伯族在移到辽宁前,一直活动于古拓跋鲜卑地区,为拓跋鲜卑留下的遗民。
   锡伯族早期居住地域如图《锡伯族早期居住地域》(摘自《沈阳锡伯志》第18页)。“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锡伯族役属于科尔沁蒙古,其后陆续归附于清,从此离开故土开始了迁徙驻防的历史。”(摘自《沈阳锡伯族志》第18页)。大体上在现嫩江以西,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境内。

   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锡伯族共有人口172847人。锡伯族的分布情况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锡伯族同胞,但主要分布在辽宁(120101人)和新疆(33082人),其次分布在黑龙江(9131人)、吉林(3476人)、内蒙古(2848人)和北京市(914人)。就辽宁来说也是“大分散、小集中”,虽然有120101人,但都分散于各县农村,虽有若干个民族乡,但形不成民族县。新疆的锡伯族同胞,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同时有全国唯一的民族自治县,即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西迁不但增强了边疆的防务和开发了边疆经济,在特殊的环境下,也保住了锡伯族古老的文化。(以上摘自《锡伯族图录》,民族出版社出版。)

构成一个民族集团有它的特征,如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衣食住行、社会家庭制度、风俗习惯、历史传说、宗教信仰、民间创作、艺术、科学知识等方面的特点。(摘自史筠“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
   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北鲜卑)活动在以“北土”大鲜卑山为中心的地区,即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以鄂伦春自治旗为中心大兴安岭北段一带。于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南迁大泽,即现在的呼伦贝尔湖地区,以后又离开故地继续南迁,于公元386年(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建立北魏政权,定都于平城(今大同)。从拓跋鲜卑离开故地南迁,到现在已近两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祖国大地上朝代不断更迭,作为北鲜卑的遗民--锡伯族,为什么仍能保留着鲜卑族的特征?如民族名称(锡伯实际是不同时期鲜卑的汉译音变)、鲜卑语词汇(现在新疆锡伯族语言中仍保留一些鲜卑语词汇)、传说、风俗习惯、图腾及宗教信仰等等。它是由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条件促成的。
   第一,如果拓跋鲜卑南下未在故地留下少数遗民,整个鲜卑族会由于入主中原融合于中原大民族群中而不复存在。正是由于这部分遗民,一直到明末清初仍生活于故地,人口繁衍增多,才能沿续保留鲜卑族的民族特征。
   第二,清康熙年间将科尔沁蒙古所属锡伯族集体辗转移居盛京,虽大分散、小集中,但由于都在一个省境内,相互有来往,又成村落集中居住,使锡伯族的特征一直保持到现在,并繁衍到12万人,为全国锡伯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如果不是集中南迁盛京,而分散于各省、市,锡伯族也很有可能融合于其他民族中,而将特征消失。
   第三,清乾隆二十九年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及家属数千人戌边伊犁,到现在人口已增加到三万余人,居全国锡伯族人口第二位。值得突出提出的,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完整的保留了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并形成了全国唯一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西迁虽造成锡伯族同胞骨肉分离,但却完整的保存了自己的民族特征,在保卫西陲的战斗中虽遭受到民族的重大牺牲,但尽到了自己的民族责任,并建立了丰功伟绩。
   第四,深厚的民族感情使民族特征在旧中国忽视民族政策的情况下依然能保留下来。
   在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忽视民族政策,只承认全国有五个民族即汉、满、蒙、回、藏,又加一句还有苗、瑶。在这种情况下,辽宁的锡伯族仍保持自己的古老传统。就在30年代作者的家乡,仍牢固维持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习惯。如每个家族每年举行一次集会,由年长者讲家史,并请喇嘛念会经,崇拜喜利妈妈,向长者问候只能用锡伯礼--请安,不能用鞠躬礼代替,称自己的母亲一定用锡伯语称呼--额娘,而不能称妈妈,绝对不许吃狗肉和用狗皮等等。一般老百姓也都知道,锡伯人既不同于汉族,也不同于满洲和蒙古。
   第五,新中国成立确认锡伯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新中国刚一成立,就确认锡伯族是一个独立民族。这首先是由于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也由于锡伯族本身的民族感情,即祖国东西两地的锡伯族都保留了显著的民族特征,特别是新疆的锡伯族有聚居地域,不但保留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而且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这就很容易被做为一个独立民族而确认下来。西迁才使西陲有了锡伯族,在西陲的特殊条件下,把锡伯族的特征完整的保存下来,两地的锡伯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因果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得到兴旺发达,这也首先归功于党的民族政策,另外也由于锡伯族本身有深厚的民族感情。作者仅就自己体会加以叙述。家父何景祺,“九·一八”前为银行职员,东北被日本占领后就未工作,于1932年就准备写何姓家族史,因何氏档案房毁于日俄战火,因此到沈阳市走访族中老人,并到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和锡伯喇嘛寺--北塔(俗称)进行调查,并由北塔何喇嘛(我的族兄),对太平寺满文碑碑文进行口译。家父根据调查写下了家谱序言,并向我讲述“我们是锡伯人,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后移居墨尔艮(今嫩江),再后移居伯都讷(今扶余)的莝草沟,最后迁盛京定居”。父亲又向我说“我们不同于满洲”。这样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才能在解放后向新疆社科院调查组肖夫等同志提供锡伯家庙太平寺的信息,从满文碑文中找到重要锡伯族史料。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一些老前辈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如关俊彦老先生,在百忙中写信热情指导沈阳市锡伯族青年韩启昆,了解锡伯族族史要从那些史料入手,我也是受到这封信的启发,开始了对锡伯族史的探讨和陆续收集有关书籍和论文。又如新疆锡伯族管兴才老先生,借随新疆少数民族参观团来沈阳之机,与沈阳市锡伯族见了面,带来了西迁兄弟的情意和西陲锡伯族仍完整的保留锡伯族特征的情况,这引起我对察布查尔的向往,为此1958年正逢新疆化工厅向化工部要干部之机,提出自愿去新疆工作。1959年肖夫和吉庆来沈调查,经我的介绍他们考察了太平寺,并将太平寺碑文抄录后译成汉文。1982年我去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参加锡伯学会讨论会,走访一些家庭,当我到三乡佟荣昌老人家访问时,老人热情的抱着我边哭边说“可见着老家的人了!”然后在炕上摆出二百年前从辽宁带的小炕桌,招待我们茶点,可以看到新疆锡伯族怀念故里之情,在访问中还知道锡伯族儿童也知道老家在Mukden,即沈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以肖夫《锡伯族简史》为先导的大批锡伯族文史资料和研究论文出版,引起了锡伯族的认祖归宗热,使全国锡伯族人口从1984年8.3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17.3万人。仅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到锡伯族的民族感情和凝聚力。
   综合以上,确实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条件,才能经两千年历史长河,在沧海桑田和朝代不断的更迭中能保存下来这批古鲜卑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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