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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的故乡和异乡

锡伯文化 daxiqian 1857℃ 0评论

20150121113413

二百四十五年前,一个民族被强迫拆开,远迁万里,从此天各一方。家在东北,人在新疆。
如今,当初离开东北的后裔子孙从新疆回来了。故乡却早已不是他们想像中的祖先之地。这里不但没能用乡音来迎接他们,反而还需要他们上课,传授:什么是乡音?
这是一个关于故乡的故事。一个民族保持自我不被同化的努力,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倔强而又落寞地存在。

繁华背后

六月初夏,辽宁沈阳。
这里是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锡伯族自治镇——这个有“射箭民族”之称的民族,在全中国唯一一个自治镇。锡伯族人口三千七百多人,占全镇总人口四分之一以上。
作为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镇,兴隆台镇的原生态民族特色十分浓郁。它的数任镇长都是锡伯族人,并因此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去北京开会。
全镇街面上,共有80多家大小店铺的招牌上写着锡伯文。这种与满语基本相同的文字仿佛美术字般古朴优雅。前面还画着锡伯族的图腾——一匹长翅膀的马。这个镇的中心学校一至三年级的小学生要学习锡伯语,由一位男教师任教。学校还有射箭队,教练曾拿过全国冠军。
这里的锡伯族少儿歌舞团“慕克登”(满语“沈阳”之意)排练的锡伯歌舞《蝴蝶与少年》,在全国仅一等奖就拿回十多个;另一个锡伯族歌舞“喜利妈妈的传说”入选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还有锡伯族特有的民族乐器“鹿头琴”,有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西迁纪念馆,特产“弓箭牌”锡伯贡米出口日本、美国。在沈阳每年都举办的锡伯族西迁节纪念活动中,这个镇的歌舞演员都担任绝对的主力……
在这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背后,存在着寂寞的真相。
这一切都是在十年内重新造出来的。
长角飞马,是去年才画到招牌上的,否则没人知道这是锡伯族的图腾。没有一个店主能读出自己招牌上的锡伯文,哪怕一个单词。今天的兴隆台镇出产“弓箭牌”锡伯贡米,却只能找到两副用于展览的弓箭;那是5年前成立西迁纪念馆时新疆的锡伯族人赠送的。展览品包括毛泽东选集、皮转椅和老式棉鞋,甚至纪念馆本身也因入不敷出暂时关闭,职工从最盛时的18人下降到2个人。一个主任,一个门卫。
这一切的关键,在那位教授锡伯语的男教师身上。
他既是全镇唯一的锡伯语教师,又是唯一的锡伯族歌舞创作者兼编排者,自己还参加其中的一些舞蹈和歌曲演唱。《蝴蝶与少年》《喜利妈妈的传说》等歌舞都是他创作编排的,“慕克登”是他创建的,鹿头琴是他根据锡伯族的一个民间传说发明的,刚发明没几年;演员们表演歌舞时穿的演出服和镇长们穿的锡伯民族服装都是他和妻子设计制作的,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所有的招牌都是他奉镇里之命翻译成锡伯文并亲手写出来的——这里没有能输入锡伯文的电脑软件。就连射箭队的教练——他的表弟,都是他亲自从新疆请来的。
他叫肖昌。十年前,他作为伊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文工团的总导演,受兴隆台镇锡伯族人的邀请,与妻子——县少年宫主任兼少儿艺术团的团长伊文兰一起来到沈阳,联手制造了这座城市的“原生态”文化。

瓜尔佳氏

56岁的肖昌身材魁梧,说话带着新疆人硬硬的味道。十年了,还是乡音无改。一位当地教师说,当初肖昌来的时候,许多人和他沟通都需要“翻译”。
在肖昌任教的兴隆台中心学校的展示橱窗里,他叫“华肖昌”——他的正式姓氏是“华士哈尔”,目前负责兴隆台镇锡伯族学校一至三年级的锡伯语课程。《中国周刊》记者旁听了一节课。40多个孩子里,约有一半是锡伯族。没有课本,也不用写字。他说,在一个没有语言环境的社会里,教孩子们文字是没有意义的。
肖昌叫出几个孩子,在黑板上写下一行锡伯文,教他们读:“锡伯——荷勒儿根”。
10岁的锡伯族女孩关丽萍像一切好奇的中国孩子上第一节英语课一样,忍不住笑起来。肖昌严肃地命令她,“不许笑!”
关丽萍并不知道:她的祖先就操着这样难懂的语言,帮助满族人统一了全中国。同为东北的少数民族,锡伯族的命运和满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姓氏“关”——“瓜尔佳氏”,作为锡伯族和满族最大的共同姓氏之一,曾经出过费英东和鳌拜这样战功赫赫的大臣。这二人究竟是满族还是锡伯族,史学界还未有定论。
几百年后的今天,瓜尔佳氏的后人们仍然因战功受奖。
77岁的关玉斌是兴隆台镇公认对锡伯文化记忆最深的老人之一,几乎每次文化、民族等部门来进行有关锡伯族的调查都要去他那里。他的家也很好找,门前钉着一块铝牌,上写四个字:功臣之家。
关玉斌生于1932年。虽然他这代人的母语已经是汉语,但还能和家人用锡伯语交流。现在只记得一个词:“萨布克”——筷子。1951年他参军,开赴朝鲜担任机枪手,“不知打死过多少美国兵”。他在第八个月上小腿挨了一枪,回国。
对自己被选中当机枪手的原因,关玉斌认为可以从自己年轻时爱好射箭,并且箭法不错找到答案——当时这里的射箭传统尚未完全消失。但没用,箭是用高粱秸秆做的,射的对象主要是乌鸦,射下来也得放飞,不能吃。
“不伤害乌鸦,不吃狗肉是咱锡伯族的传统。”关玉斌给记者讲述了那个极其传统的故事:老罕王努尔哈赤因为暴露了自己脚踩七颗红星的真相,被明朝总兵李成梁追杀;乌鸦落在他身上遮挡,两条义犬扑灭了他身边的火而活活累死……当记者打断他,问他这个满族民间故事与锡伯族有什么关系时,他吃惊地反问:“努尔哈赤不是咱锡伯族人吗?!”
几百年来,锡伯族的命运与满族始终无法分开。这一结论不仅存在于这类模糊的民间故事中,更存在于历史学者们严肃的考证和结论里。一个满族人的一道命令,让锡伯族得以保持了近三百年的自我。

混沌效应

这个满族人的名字叫弘历,后世称他为乾隆皇帝。他的命令是:从沈阳及周边各地区调拨一千名锡伯族士兵,前往新疆伊犁戍边,以填补当地空虚的兵力和稀少的人口。
其时为1764年。金庸《书剑恩仇录》中提到的新疆大小和卓之乱刚被平息。
“我们这个民族既能骑善射,又会种地。特别适合那里。”肖昌这样理解清政府调拨锡伯士兵的原因:把军队连同家属一起调派过去,永久驻扎生息,才能真正起到巩固边防的作用。
于是,来自辽宁全省开原、抚顺、沈阳、辽阳直到熊岳、葫芦岛等地的一千名锡伯族士兵和二十名锡伯族军官陆续齐聚沈阳。农历4月18日,他们聚集在沈阳的锡伯族家庙祭奠祖先,举行出征仪式。这一天便成为锡伯族的西迁节。第二天,他们从沈阳出发,经彰武、外蒙古一路向万里之外的新疆而去。
不难想像,临分别的锡伯族人会出现多少杜甫《兵车行》中“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西迁官兵中有一位姓“舒穆禄”的士兵,二百多年后,他的一位后人写了一首歌,名为《西迁的路》:“苍苍茫茫无尽的天,亲人无语泪长流”。
这是一次悲壮的远行,临行时就做好了今生无法回到故乡的准备。根据当时的官方文件记载,随同1020名官兵前往的,有他们多达3275名的家属。实际上,还有400多名家属不忍分离,一同跟随前来而未登记。他们赶着3036头牛、2020匹马以及不计其数的羊。
一年三个月后,经此长途跋涉的锡伯族人到达新疆伊犁,最终在伊犁河南岸定居,今天成为中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察布查尔。这其中历经的坎坷和艰辛,可以用一个数字说明:他们携带的牛因疲累疫病,死掉了2596头。
中国锡伯族的分布,从此成为一东一西两部分,走上两条不同的命运道路。东北锡伯族不断与大批闯关东的汉族人杂居,在历史一波接一波的剧烈涤荡中,忘记了自己的语言。而与此同时,新疆锡伯族却因为地处偏远封闭,得以在一种强烈的异乡感中保留了自己的语言。
西迁二百余年后,当年来自开原的一名“华士哈尔”氏士兵的男性后裔,和来自抚顺的一名“伊尔根觉罗”氏士兵的女性后裔结了婚,并在几十年后一同回到祖先的故乡沈阳,教那里的族人重新学习锡伯语。他们的名字,便是华肖昌和伊文兰。
造成这种混沌效应的乾隆本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切。

指责与被指责的

“当年我们恨乾隆,他让我们骨肉分离。现在我们感谢他。要是没有西征,我们这个民族还存不存在都不好说了。”
这种大胆不羁的民间推断,却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认为:若没有西征,全体锡伯族人都会留在东北被汉化。新中国建国后,很可能将锡伯族划为满族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个独立民族。类似于摩梭人对于纳西族的关系。
说这话的人名叫傅永林,锡伯族。他是邀请肖昌夫妇来的人。
1997年,傅永林当上了兴隆台镇镇长,随即去了新疆察布查尔县考察。在酒桌上,他对肖昌夫妇提出了邀请。2000年,肖昌办了退休手续,和妻子来到沈阳,打造了沈阳的锡伯族“原生态文化”。“傅永林为咱们民族做的这件事,一定会载入史册。”一位曾代表锡伯族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团的建行行长说。
然而,肖昌本人都承认:他在这里进行的锡伯语教育效果并不理想。
“唔……”13岁的关美景仔细回忆了半天,还是没能想起来任何一个锡伯语单词怎么说。尽管她曾经上了三年肖昌的锡伯语课。
在兴隆台学校,锡伯语不是考试科目,只是一门辅课。十年了,教师始终只有肖昌一人。没有考试成绩关联的强迫性记忆,又没有语言环境,学过锡伯语的孩子几年后就忘光了——到现在,没有一个成年人能用锡伯语和肖昌进行日常会话。伊文兰说:她教授锡伯语的效果也与此相同。
“没有语言环境的地方光教语言不行,得派有文艺特长的人去。”这是当年查县一位锡伯族官员的意见。这一英明的意见,让肖昌夫妇得以一直待了十年。十年来,他们创作并参加出演的数十个民族歌舞获得了诸多荣誉。在受政府的认可程度上,歌舞比语言高得多。
其后,兴隆台镇还聘请过两拨锡伯语教师,都仅待了一年多就回去了。没有文艺特长的他们,无法忍受“不理想”的工作效果。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当西西弗斯,去推那永无止境的石头。
“你知道不,你耽误我老多事了。”酒桌上,肖昌指着早已不当镇长的傅永林的鼻子。后者打哈哈:“你就当给咱民族做贡献,复兴文化了。”
去年,肖昌夫妇才离开了租住9年的房子,在沈北新区买了一套总价30多万的新房。除了贷款,还通过傅永林借了5万元钱装修。这样的房价在察布查尔县可称天价。“在这里买个仓房的钱都够在那边买套房子了。”他说。
金钱方面,肖昌觉得自己吃亏更多。沈北新区每月给他开1500元的补助。如果他不来沈阳,现在肯定是伊犁师范学院艺术系的教授,兼教声乐和小提琴,办班。“一个月至少能挣一万”。
现在,他只能像当年学用意大利语唱《我的太阳》一样,把每一句锡伯族歌曲的发音和大意教给不会说锡伯语的沈阳锡伯族歌唱演员。在小提琴的基础上,他制造了“鹿头琴”教孩子们拉,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傅永林的这句话,也被肖昌用来应付相同的指责。37岁的兴隆台镇学校射箭队教练高德昌是他的表弟,但普通话水平比他强得多——来沈阳之前,他是江苏省射箭队的教练。被肖昌拉到沈阳,一年收入跟江苏比至少差5万元。
“没关系,将来这里可以出好的运动员。”高德昌安慰自己。他2008年3月来到这里成立射箭队,4个月后便取得辽宁省女子团体冠军。“这里的孩子,射箭比较有天赋。”
家乡的沦陷

在肖昌为再造沈阳的锡伯族文化绞尽脑汁时,他自己的家乡却在迅速沦陷。
目前,锡伯族人在察布查尔县的数量只有两万多,连前三名都排不进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关桂珍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现在查县的人口在增加,锡伯族人口却在负增长。锡伯语越来越缺少存在的基础。尽管政策并不限制锡伯族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有时候我非常愤怒。”写《西迁的路》的那位舒穆禄氏后人,中国唯一一份锡伯文报纸《察布查尔报》副刊编辑,锡伯族诗人阿苏说。“有些家长太不负责。怎么就不能为自己的民族做点贡献,多生一个呢?”
这份16开4版的县级报纸全年定价只有九元钱,每周出两次,发行量一千多份——包括北京、浙江的订阅。阿苏主持的副刊版面共有十个稳定供稿的读者,“上稿率极高”。他们都是锡伯族,最年轻的60多岁。
新疆与东部的沟通程度,再也非二百年前可比。2007年,阿苏从新疆来到沈阳锡伯族家庙拜祭祖先。站在门口,他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历史反差”:祖先走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路,现在他不到三天就到了。
“时代越发展,越开放,传统的东西消亡得越快。”兴隆台镇文化站站长关荣山说。他小时候,家里还有供奉“喜利妈妈”——锡伯族古代神灵的习惯。现在,他家里供的是一尊观音。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愿意自己的传统消亡,锡伯族也不例外。肖昌夫妇与散落在全国的许多锡伯族家庭一样,在家里从来不和自己的孩子说汉语,刻意营造语言环境。北京的锡伯族人还在组织聚会,培训锡伯语。
然而,今天在察布查尔县,许多锡伯族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锡伯语,理由是占用学汉语、英语的时间精力,锡伯语“一过伊犁河就没用了”。关桂珍当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时曾发现:有些锡伯族家长一听说学校要上锡伯语课程,就把孩子转到别的学校去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不会说锡伯语了。”伊文兰无奈。他们经常回查县去探亲,每一次这种感觉都更加强烈。查县的锡伯族文艺人才也日渐稀少,“要是当时我说话算,一定不会让你走。”一位官员曾对肖昌说。
和在沈阳一样,查县小学的锡伯语课也只学到三年级,而且不是考试科目。查县中专原先有锡伯语专业,现在也取消了,原因是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许多锡伯族大学生考出去便不再回来。“我们这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导致了自己的语言风俗进一步消亡。”肖昌感叹。
察布查尔县的一些锡伯文招牌,早先也是肖昌写的。他只能用音译,而无法翻译含义。比如一家名叫“雷鸟”的网吧,他用锡伯文写的是拼音“LEI NIAO”,而非意义上的“THUNDER BIRD”。锡伯语中的现代词汇最多只增加到“飞机”“汽车”,对“网络”“电脑”这样的词根本无法表述。至今,在锡伯语中“政府”一词的发音仍然是“衙门”。这种使用了三百年以上的语言,已经基本丧失了更新自己的能力。
作为锡伯文化的传承者,肖昌甚至没法指望下一代继承自己。他的儿子是沈阳一所钢琴学校的教师,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使用锡伯语的可能。对于儿子是否还会选择锡伯族女性作为伴侣,下一代是不是还会懂锡伯语,“那就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了”,他苦笑。

翻译民族?

乾隆发出西迁命令二百四十五年后的今天,锡伯族人仍无法摆脱与清朝的联系。对那个遥远时代的回忆,甚至被看做锡伯族文化延续的主要出路。
目前,在故宫的总共一千万件档案中,有二百万件是用满文写成。而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满语,只存在于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的十几个满族老人口中,他们是不可能去做学术研究的。
所幸,还有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人。他们的母语与满语相通,可以在经过培训后直接阅读第一手材料——满文典籍、档案。“也许可以把锡伯语称为经过了发展的现代满语。”从六十年代开始研究锡伯语、满语的原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树兰说。
早在二百年前,锡伯族人便因多通晓满语、汉语等语言被称为“翻译民族”。今天,中国满学研究界,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吴元丰便是其中之一。根据家谱记载,他的祖先当年是来自辽宁熊岳的一名西迁士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满文档案翻译、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吴元丰所在的满文部现在有19个人,每个人都有对满语的阅读翻译能力。然而,从1978年这个部门设立到现在,一共只编译了40万件的目录。“这项工程,我们这一代人是做不完的。”他坦言。
清朝皇帝虔诚地继承了“家天下”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国最为勤政的统治者群体之一。连一次军事训练结束与否,一个乡长的任命,一个罪犯的生杀,都要汇报给他们亲自决定。借助满文档案,可以更直接地了解那个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民族,以及它代表的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这是吴元丰对自己工作意义的评价。
由于文化上的先天遗传,满文翻译工作是许多锡伯族人期望的,让母语与现实联结,从而延续下去的一种方式。但吴元丰并不看好。且不论这工作极其枯燥乏味——连他的女儿都不愿意学,能满足的就业人数也远远达不到期望的程度。这里最近一次招人是2004年。
去年,吴元丰想进两个人,已经有意向了——那一年,伊犁师范学院办了一个锡伯语班,正好毕业;黑龙江大学办的一个满语班也正好毕业。可是,这两个班的毕业生,没有一个能通过国家统招的中央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
“不行我就只能跟国务院打报告,要求特事特办。”他说。
50年?100年?
“我预计,锡伯族语言在一百年内将会全部消亡。人家都说我太乐观。”吴元丰说。
而这个问题,肖昌和阿苏的预计都是五十年。
不过,至少沈阳的锡伯族文化一时还看不到断裂的危险。肖昌和妻子已经决定不再返回新疆。
作为二百年前西迁者的子孙,他们的回归并没有出现“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场面,因为乡音已经彻底消失。在家乡人眼中,他们却成了标准的异乡人。他们现在做的,是用二百年前的乡音对家乡进行文化上的反哺。只要他们留在这里一天,这种反哺就可以持续下去。不论效果如何。
“那些店名,有很多都是错误的。”走在兴隆台镇最繁华的大街上,肖昌望着路两边自己翻译的锡伯文招牌,喃喃地说。“我翻译完了都给他们标上序号:1,2,3。可有些工人往上描的时候,还是把前后顺序都颠倒了。他们也看不出来。”
走着走着,不时有人主动和他打招呼:“肖老师”;他随口应着:哎。 (中国周刊记者冯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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